。柏拉图把政治也看作艺术，而且是最的艺术。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而创作城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好的新世界。这想法是善良的，但却不能实践。这审的情，只有受到理的约束，受到责任和援助他人的人主义迫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这是一危险的情，容易发展为某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说明这一理论的典范便是希特勒。历史学家们面对希特勒时，总是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恶、是撒旦，还是疯。人？这些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负责任的。希特勒确乎是个“卡里斯玛”虽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颇有领袖的扭力。《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国记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国呆了10年，亲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个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讲演时的魅力，睛像宝石一样纯洁，夺人魂魄。因为希特勒沉醉在唯主义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的审能力，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分。希特勒欣赏安格尔画的女，欣赏瓦格纳的音乐，欣赏凯旋门一类的建筑。他对名画、音乐和建筑的欣赏，是跟奥斯维辛的暴行同时行的。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柏拉图在《政治篇》中就曾写：“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法律程序或不法律程序，来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科学和正义行事”一个画家只能清洗画布，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画家则会连起现存的各建构和传统。他必须净化、清洗、驱逐和杀人。这些行为都是创作。据说，希特勒当年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威风的那。结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尔制造的妙号一样，丽的军服，让不知多少德国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抛尸疆场。与极权主义结合之后，就不单单是了。

审冲动是动人的，波普尔自己也说，他非常同情审的冲动。但他提如下的条件：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必须有权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分涉别人。一个人尽可在唯中生活，但不能迫别人也接受这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不能成为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愿望和手段。否则，唯便走向了极权。

经历了文革及“前文革”数十年痛苦的中国人，却仍然不能作这样的反思。这究竟是思维的局限还是言说的禁忌？喜领袖诗词的人依然不少。领袖天安门城楼的挥手和横渡？长江的壮举，曾令举国上下心醉神迷。领袖是诗人、是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领袖说的话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的图画。”可现实并不是一张白纸，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这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它可以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和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

纠缠于“发是好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由天堂堕落成地狱？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不理解这一，反思文革无从谈起。当只有一只夜营在歌唱，别的夜营都被割掉尖的时候，这只夜驾的歌再妙也是令人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何以为？如何保证唯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建构的必然。波普尔不认为是唯一的，恰恰相反，之为，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的界限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思考的。记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审的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领袖的思想有“后现代”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起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走向极权的中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里，没有完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始。

反叛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