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去，我就得一直支持我痛恨的一切事。等我登上极峰，才发现那儿不过是一片沙漠。”

最后，他选择了国。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谢夫成柯有数年的时间详细比较两不同的制及生活方式。“许多国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书烈地引了我。我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地说话行女，工作著作。我也想随心所地过日，可是在祖国我绝对没有这么的机会。”决定投奔国是艰难的：他不得不放弃已有的地位、特权、财富、前程、家，到一个新的国度开始一个普通人的新的生活。然而，自由是无价的，仅仅为了自由，谢夫成柯也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专制国度的大人，还不如民主国度的一介平民，这就是谢夫成柯的信念。他背叛的是一个行将消亡的组织系，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二十年后，历史证明，谢夫成柯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是一个尚的叛徒，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程里，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理念。

天朝的崩溃与草莽中国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目的；

正是由于银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的退化。

—一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鸽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长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弹莽中国人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所谓“大历史的观”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也不过是一制度所需的产。”对于一中毒甚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待狂、分裂人格，他的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文明的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什么呢？朱诩钩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这使我想起罗伯——一格利耶在《幢现的镜》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但他们上却的确反映他们所现的那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人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蛰、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兴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女。他看到了军务制的致命弱，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让先的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迫中死去。

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现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