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院中戒备，手拿武，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祖)刘(本年57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低，顺序向前，向刘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低，起给刘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弹劾，指控若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鲁。于是刘乐不可支，拍着大说：“到今天我才知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的一是“跪”而跪，是一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坐在小肚上，只要稍稍，便算完成。3世纪之后，蛮族落的“床”引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成长，直到20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秋战国那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接耳的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展，而越来越、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旁。但到了11世纪，司光先生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的，就是这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秦王朝统一全国，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属卑下的分，特别保存。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绰号，下至官位名称、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它的内容。

司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分，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用到国家上：君王和臣属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而已。以刘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著《新语》，指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每呈阅一篇，刘都要夸奖一次。参考前196年)；看到叔孙通的礼仪，叹息欣赏。然而，刘却不能跟三代君王并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由于他学问贫乏。当开国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学派(大儒)作为助理，他的勋业就不仅仅到此为止。可惜，叔孙通的抱负太小，只偷窃了一礼教的渣滓，为了因应世俗的要求，谋求君王的恩，遂使先王(姒、、姬)的礼教，永远沉沦，不能复兴；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扬雄讥讽叔孙通说：从前，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书上不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么才算是‘大’？回答说：叔孙通准备制定政府礼仪，到鲁国去请教师，只有两位请不到。那人说：孔丘周游列国的本意在此，难不是？回答说：孔丘周游列国，是传授他的学问，贡献社会。如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去屈从别人，随俗邀，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礼教、有法则，怎能使用？扬雄的话中肯扼要。儒家学派，岂肯摧毁礼教法则，而只追求一时的表现？”

司光的评论，把人引到五里雾端，不知他说些什么，更不知旨在何方。他责备叔孙通的话，尤其使人如铜铃。司光说，当时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帮助刘建立万世不朽的勋业。咦，三王(姒、、姬)时代“大儒”如云，万世勋业何在？即以政权存在长短而论，夏王朝440年，还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谓“篡夺”的67年。商王朝662年，首都不断迁移，好像难民营。周王朝879年，最后两三百年，连封国都不如。而刘建立的西汉王朝，加上后来延续的东汉王朝，虽没有“大儒”也有411年，不比“三王”逊。在儒家系统看来“大儒”真是活宝，只要他现，准益寿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