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化”思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化”或“异化”对中国人文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盛行！关于这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看到他对黄金的诅咒。

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时候变得严峻起来，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一个焦上：中国文化究竟能给现代人提供怎样的神家园？

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后，过于长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这个时候“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层面崭角。比起八十年代，他们渐渐可以发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们广泛地存在着，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了新的力量并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英阶层”

柏杨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渐淡他们的视野，但是柏杨关于国民的思考，对这时的“英阶层”留下的刻影响还在，这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主，并达成了共识的声音：文化的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

同当时的中国经济着陆相似，中国人文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现号角似的人，而是整个“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变化。

“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是人，人既是社会主，又是自存在的价值主。不同的主范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对人自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化，从而形成全社会的，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

由此“尊严”这个一向被国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

新的价值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了它的形，这就是以尊严为心的人文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德尊严，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认同。

“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行词汇。

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受到“五四”神的延续之路。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即外世界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面对成长的烦恼付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力量。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

四、新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