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没有这个能力。长久的崇古，不求上，保守，使这个能力丧失。在历史上看，商鞅是法家思想，他变法把秦国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在未变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不准父母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变一个原弹，也不是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两千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步（笑声）。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步、不能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譬如说你现在要从斯坦福开车到圣荷西，我认为你不可以开车去，因为汽车可能车祸；你应该步行去，因为利不十，不开车（笑声）。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说吧，而且开汽车还要先去学开车，浪费时间，在街上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笑声）。如果步行，既可以节省金钱，又可以增健康，而且没有危险，各位听了我的话，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开车了。事实上，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我们就应该变，要求百分之百的利益，永远不可能。昨天晚上，几位朋友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有人讲这样病，有人讲那样病，当然有病，天下哪有没有病的改革？有的是情绪上反对，有的是理论上反对。可是假如你要它一变，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好，天下本没有这样的怪事。因为儒家本的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问司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司光回答说，当然可以，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变，才使贼盗横行，假如一直不变的话，尧舜时代的风善俗，就会保持到今天。各位，这人真是妨碍中国步的蟊贼。司光是一个官场老将，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废除，包括效果已十分显著的募役法。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范纯仁，都提反对，司光上翻脸。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也不效忠国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光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

第五是，太多的人害了中国…

（此时因换录音带之故，录音中断了。）

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接着是人大量增加，又重复恢复悲惨：战争，杀戮，死亡。有人说国这地方很好，生活准很，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假如国人增加十亿，把中国内地的人搬过来，国就有十二亿了，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笑声）人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要想大，人一定要拼命减少。有句话说：人多好活，人少好吃馍。馍，就是馒、面包。在过去的时代，人多的确好活。而现在呢，人多了没有用，一百个人不如一个计算机（笑声）。人少好吃馍，这句话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以各位的家收，养两三个孩，还能够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一下你不小心，生了两百个孩，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哄堂大笑）。生活费、学费、衣服费等，用什么开支？中国人太多，贫穷太，官场太厚，竞争太厉害，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现象：就是脏、、吵，和永不止息的内斗（笑声）。中国人讲起话来，来势汹汹（笑声），使我们丧失了礼貌。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人问我对国的印象怎样，我说我觉得国是个礼义之。又问我中国是不是礼义之呢？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义之（哄堂大笑）。中国人是这么野，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痛击。各位一定可以发现，中国人很少面笑容，是不是因为灾难太多，痛苦太多，忧愁的时间太长，使中国人笑不来。所以我觉得国是个愉的民族，至少我所看到、所接到的国，是一个非常快乐、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民族。而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笑声）。有人说国有族歧视。当然有族歧视，事实上不限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族歧视，但是国至少包容了我们，不但包容我们的人，也包容我们的没有礼貌、脏、、吵，和不停的内斗。

以上是我的一心得，毫不隐瞒地提来，也是我来到国“考察”回来后向各位董事先生所作的忠实报告（笑声）。

我们的优，不必再说了，因为说来说去，它还是存在；不说，它也不会跑掉。我提我们的缺，这样才可以促使我们自我反省。这些缺已经非常严重，在我们酱缸文化里，我们面临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应该怎样的反应呢？我略为报告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