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站在第一线和国民党斗争，就真的要有背负十字架的能力，就要能摆脱自私、害怕坐牢，以及亲情纠缠的能力，否则就应该退第一线！

党外有人主张现在不要批判三位被告，以后再说；有人则表示不忍心批。

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再说？不将来官司结果如何，国民党早已是大赢家，党外现一次政治大走调已是事实、已是结果，有被烈指责的必要。

为什么不忍心批？政治人错事本来就是应该被批判，更何况有时候政治人不容犯第二次错。

再不痛定思痛，党外的前途在哪里？党外还会有让人民以及国民党尊敬及害怕的起码政治格调吗？

（二月七日）

四、我对邓维桢、陈锡福文章的读后

（李敖）

“蓬莱岛案”判决后，当事人黄天福、李逸洋、陈扁都先后到我家，我站在义与大义立场上维护，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演变，令我想起黄遵宪的那首《台湾行》。我为王荣文“远版公司”编《中国名著华全集》，第三十册中收有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特别选《台湾行》这首诗，是有意的。《台湾行》中写台湾人争取自由，总是虎蛇尾，到来得灰土脸。《台湾行》最后一段是：

噫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随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台湾人在转之间反复、转之间使你不可捉摸，的确是他们平时的问题、“预备”不足的问题。

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在这次“蓬莱岛案”的表现中，已经暴无遗。

“刑事诉讼法”第三四五条固然明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独立上诉。”但在法理上，这上诉，是当事人陷不自由情况下（包括丧失行为能力等），才有余地。但陈扁他们的人都好好的，这样的由偶上诉，就说不通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四六条明定：“原审之代理人或辩护人，得为被告之利益而上诉。但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为什么“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一规定，只规定在律师之类的上，而不规定在偶之类的上呢？因为律师之类不是亲人，难免为了其他原因上下其手，所以特为规定；但偶之类是亲人，理应不会“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所以不在话下，不特为规定。如今亲人却爆冷门，公开“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不是荒唐吗？

一月二十八日“蓬莱岛三位被告家属独立上诉敬告各界声明”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