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绝不相信这行为她们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事先不能控制，因为这些丈夫都是有能力左右“家内的民主原则”的）！

三位被告家属还引方素的“好汉”与“只是孩的父亲”对立论，更十足显她们的妇人之见，她们真是不识大也不明大义的！她们这“心境”十足会给有“崇意义”的丈夫一背腹受敌的觉——前有老K，后有“哭哭啼啼的妻”这困境下，再要陈扁他们不三心两意，又岂可得乎？

当然，从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观看，我们不会全怪三位被告家属，她们还需要再教育。邓维桢说“甘地很幸运没有哭哭啼啼的妻”这话是错误的。因为在甘地抛弃律师职位、义无反顾的参与独立革命的时候，他的妻实在也哭哭啼啼过，要他“只是孩的父亲”而不他妈的“好汉”但甘地识大也明大义，他的决，化了妻，最后他的妻且死在狱中，成了最伟大的印度女。这样看来，三位被告家属的错误，其实与三位被告本的不够决有关，需要再教育的，显然不止三位家属了。

最不可原谅的，是“蓬莱岛案”上诉不上诉的纠缠中，一些党外人士的一些混话。什么“尊重家属的意愿”啦、什么“尊重家属本的选择”啦、什么“家属们上诉，实际是开辟第二战场”啦、什么“见仁见智”啦、什么“拒绝固然是抗议，上诉却也未见得是妥协，端看今后如何走法”啦…真是混得别有居心、混得气人！邓维桢说这是“短视和无知”是最客气的说法。因为希望上诉这一事实现，本是完全符合国民党利益的。二月二日国民党同路人《雷声》周刊透：

正当家属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有关情治单位也到事态的严重，除了海外舆论的重大压力外，陈扁“人权行军”的计划一旦付诸实施，盛况可期，难免不发生或多或少的社会秩序问题。于是，许多情治机构纷纷派人，通过各，行“沟通协调”的疏导工作，希望劝说家属们独立提上诉。

这一报，十足说明了上诉究竟符合了谁的利益。“刑事诉讼法”明定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独立上诉”但上诉、上诉，上诉到来，得为的利益却是国民党的，这一上诉的不识大与不明大义，还不清楚吗？一些党外人士说的那些话，岂不全是混话吗？

写到这里，我要重新引喻“曾易箦”的故事。曾临死的时候，他的学生乐正、儿曾元、曾申，都环绕在床边，一个童在墙角举着蜡烛，忽然说：“华而！大夫之箦与！”（“好漂亮啊！是大夫用的席嘛！”）乐正申诉他，说：“止！”（“你不要多嘴！”）可是曾吃了一惊，问说什么，童又说：“华而！大夫之箦与！”曾听清楚了，说：“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是大夫的席！是鲁国大夫季孙送给我的，我没来得及换〔我不是大夫，依礼不得用大夫的席〕。曾元！扶起我来换席！”）曾元说：“爸爸现在病成这样，不可以移动，明天再说吧。”可是曾不肯，曾说：“尔之我也，不如彼！君之人也，以德；细人之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你们我，实在比不上这小孩！君是用大义人；小人却不讲大义，只会用姑息手段得人去错事。我现在还求什么呢？我只求守原则而死，就好了！”）曾说过以后，就来换席，刚换过去，还没躺好，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