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达到亡国天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所不谅，不仅对被俘坐牢之人毫无念，而且恶待其家属以为惩罚。这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实是一病。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这将军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英雄般的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无谓的牺牲。孟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制的。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的要求。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文天祥，才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

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讲《统军作战制胜之》，曾有对付不自杀的“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者的彻底办法。他说：“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然而讲这话后三年，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他在西安事变中自称被俘，若谓：“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样“剿匪作战”不绝，而不怕“军队风气破坏”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蒋介石于“剿匪”战事的不利，集合前方级将领，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在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很骨，他要被俘的军人“只要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这次演讲后三年，一九五Ｏ年四月十六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明山庄”讲《军人魄——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分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我们必须指，蒋介石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了半吊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不幸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从屈突通的故事看来，并非纯粹是中国传统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祖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杀了；又派他的儿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说：“以前同你是父，今天是仇人了？选”立刻下令用箭他儿。后来京师陷落，唐祖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队哗变，他下向东南磕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选”遂被下解送到唐祖面前。唐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到人臣该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的下尧君素，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队打垮了，但我加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选”尧君素不肯，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选”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选我还有力量可尽啊？选”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最后城中兵少尽，被下所杀。

在历史上，尧君素了“隋书”屈突通却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了两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的，蒋介石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却不知，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烈士，但是元朝人他下海，他就一定烈士。正因为个人定有这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枋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蒋介石要求人人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了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