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此事形同梦一常梦醒来，恍悟儒林内史，还如一梦中。…

我在文献会被请门。“中央研究院”不准门，接连的事件，使我刻到：原来一个人，守原则，不国民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守原则，我手写我、决心党外，到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文章，至少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后（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现一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了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都是轻雹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版，而无人提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我们今日愿以这篇短文，表示异议。”我对陶希圣站在党报立场攻击我，丝毫不惊异，因为那是我不跟他们合作、不跟他们同合污的必然发展。只是在时机上，倒别有个人原因。那时陶希圣要把他儿陶晋生媳妇鲍家麟双双送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被我批评的焦；另一方面，陶希圣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地位，因而貌似拥胡，并在后来支持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行径，对陶希圣这人说来，其实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无耻的他居然还谈什么是“士林之耻”他真是太妙了！

陶希圣长得小方脸，面似京戏中的曹，讲话沉多伏笔。是我所见过的城府最的人。在他把我请走以前，他对我一直不错，有历史上的疑难杂症，就把我请到二楼他的办公室，盼我解决。有一次，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总会的原始文件，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陶希圣很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怎么没有他？他不是“开国元勋”吗？怎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居然没有他的名字呢？陶希圣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每一项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我不知最后陶希圣怎么回话的，我只知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他参加的历史，这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门，我才停止了抱歉。

我离文献会后，胡秋原在法提声请，要传文献会执行秘书荫祖作证，要荫祖证明我在文献会窃盗“国家资料”打击胡秋原。我遂写一封信致荫祖，信中主题很明显，就是声明我立场的定。那场官司的被告中，居浩然、叶明勋都和解局了，萧孟能在亲朋父执辈的压力下几度想和，荫祖承陶希圣之命也一再劝和，我写这封信，就在劝和者之，并激发荫祖的良知，不要伪证。后来荫祖了，向法官示陶希圣亲笔原件，证明了他以文献会执行秘书名义复法院的信，并非他矫命所为，而是陶希圣亲笔起草，叫他抄好发的，原信是：

一、1963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二零四四五号大函敬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