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五十八分，一次考了六十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六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迫他披麻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憎。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谈到“雪亭先生”（雪亭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了。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8月20日，我终于写了这样一封信：

前些日“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来吃这碗饭！——这是古话所说的“贫贱者骄人”！这是一个有人捧骂无人敢请的臭文人的一臭架！…

也许，我的“罪状”多得很。可是，我多希望那些张九龄诗里“相猜”的动能够真正发掘我的“真面目”——他们若到我的骨髓，击中我的“劣迹”我就悻悻然小丈夫，也心服服。可是，他们像长妇一般的搬的是什么？能使我不暗中好笑么？能使我这没修养的人不尔反尔么？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写文章的？谁会知您压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无大学祭酒风度的信，——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的三分之一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姚从吾如何，可是在我的内心，我却觉得：姚从吾即使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好事的人。这样一位老先生，非但不会有心情来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实秋先生面替自己学生说了话，他才肯帮自己先生行这块安立命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