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正义，唯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趁机拉我国民党！早在七月里，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我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荫祖言警总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荫祖透这些也是要我党，说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荫祖重申前意，明确他说还是党才好办事，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荫祖执行秘书约我，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影下，陶已不得不息事“去”人之计。荫祖再度向我提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国民党迎你合作。对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愈，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脆脆的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请吴面挽留我，照常拿薪，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他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一百二十元），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枝，白誓不归”等二词。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