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穿府绸小褂，个很小，满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怀疑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二学生，全无架，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的书，养成读大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看，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这封信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遂于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标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索，心力行。盼先就《朱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乃学者所宜终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亦在台北版，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

《孟研究》两，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之修养为基，亦以德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则学问终难，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诣为快也。匆此，即询步

钱穆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