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全著作收《在堂全集》（参看《中国名著华全集》第六册）。俞樾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叙、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远，俞樾虽然能够"读书得间"，但是，他因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全的努力，仍是支离的"土法炼钢"的成绩而已。这一教训，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读古书也有瓶颈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下来的书的结构与素材，都有严重的问题。

工书与方法学

结构方面，好像都是挤成一团，绪很、很难读，是不是有工书就好一？

回工书是任何知识分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备的"非书资料"（non波okmaterial）等。在研究和阅读上，虽然有所谓"个人需要"

（individuaneeds）的不同，但就运用工书一上，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所以工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一优先。选择工书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容易找到"（easyto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tofindwhatyoufind）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书，都不算是好的工书。尽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病。（但这病，发生在笨笨脑的古人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的发现，这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书中的"年表"一类，纵贯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脑和时伺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一类书，因为采取甲支纪日，时序检，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谓不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书上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传了三"经"和一大堆"记"，三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札》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聘礼、公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礼、少牢馈礼、有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帮忙，叫"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传到今天的《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究。从而对古人的观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纷，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近代方法学的步，用这些问架，移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好、解经也罢，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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