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心，就知这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中第一"经"为例，"经"的一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分（像《论语》、《孟》），应分人"集"（个人集）；以第二分"史"为例，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法律类，时令应分天文类，目录应分总类；以第三分"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无别，都应分"集"，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植类、动类，类书应分总类，小说应分文学类；以第四分"集"为例，"经"、""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分类，大上说，"经""""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分类实在只是两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参看《中国名著华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也"，他说："由孔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足以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思的学生中的学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统的人，到了宋朝，他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他，吃了一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孟》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在北宋以前只是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无遗。

源远长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幸有长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有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我很兴你懂得很多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他们两位，都是博极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透了，愈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是真正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书"。我想，我这《中国名著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挑细选，我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一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披沙拣金的好，"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长的大功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