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化了的周朝上而发挥的。《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的改制的。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它提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疑古派以刘歆伪造《周礼》而把《周礼》一笔抹杀，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来的古代现象。

疑古派的穿帮

疑古派的大胆假设，死无对证，总可自成一说吧？

不然，死可有对证呢！以《孙》（参看《中国名著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为例，就可证明了。孙武（前六－五世纪）

是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共有十三篇，后来发生了混，杜牧说曹"削其繁剩，笔其粹"，事实上，《孙》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这就是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诱在曹之前，可见曹删书之说，是不对的。因为《孙》发生了混，孙武也就在疑古派中，了问题，他的世，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第一是怀疑本没有这个人；第二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土了古代兵书，内有《孙》，证明了这怀疑，都是站不住的。土的古书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所以《孙）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证，只是古本今本有异文耳！古代传的《孙）书——即今本，和古墓土的《孙》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的不足。古书死有对证，竟有趣如此！以这一死有对证的另一当事人孙膑为例，更可再对照一下：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在注《孙》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就已见不到了。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这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土，竹简中赫然有《孙》，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参看《中国名著华全集》第二十二册）疑古派这笑话，在《尉缭）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是一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土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尉缭》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是。但是这批竹简一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烁，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参看《中国名著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以上所说，无非是说老学究村夫派固然不会读书，疑古派虽然比老学究村夫派明，也难免被死有对证一番。——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说的"死尸能报仇"了。

俞樾"土法炼钢"

这样说来，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不怎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