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寻找适合世界代表大会使用的语言。我没有忽略世界的语言；我涉猎了世界语和伏拉普克，《情历法》杂志把前者称为"平等、简单、经济"语言，后者试图探索语言的各可能，动词一概变格，名词一概变位。我权衡了重新启用拉丁语的正反两意见，人们对拉丁语的眷恋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未衰。我也研究了约翰·威尔金斯的解析语言，这语言从组成每个词的字母上就能看词的意义。正是在阅览室敞亮的圆拱下，我认识了贝亚特丽斯。

本文是世界代表大会的简史，不是我亚历山大·费里的故事，不过前者包括了我和其他所有人的遭遇坝亚特丽斯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橙黄的发经常在我记忆中浮现，不像歪门邪的特威尔的红发那样永远不会叫我想起。贝亚特丽斯当时不满二十岁。她从北方的一个郡来敦的大学文科学习。她和我一样低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血统仿佛不很光彩；我发现敦却有不少人认为意大利血统有些浪漫的意味。没过几个下午，我们便成了情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贝亚特丽斯·弗罗斯特和诺拉·厄夫约德一样，是易卜生的忠实信徒，不愿和任何人束缚在一起。她嘴里说的一个词是我不敢启齿的。啊，夜晚，分享的温馨朦胧，像隐秘的小河一样悄悄淌的情；啊，两人合而为一的幸福时刻，纯洁真挚的幸福；啊，仙死然后陷睡梦的结合；啊，晨光熹微，我凝视着她的时刻。

在西凄清的边境，我时有思乡之情；敦红的迷给了我许多东西，我毫无那觉。尽我找借拖延归去的日期，年终时不得不回去；我和贝亚特丽斯一起过圣诞节。我答应她堂亚历山大会邀请她参加代表大会；她糊地回答说她喜去南半球看看，她有个表哥是牙医，已在澳大利亚塔斯尼亚定居。贝亚特丽斯不想看到船；她认为离别是一调，是不明智的庆祝不幸的行动，而她讨厌调。我们便在上一个冬天相识的图书室告别。我是个怯懦的人；我没有把通讯地址留给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认为回去的路程比来时短一些，但是横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满了回忆和忧虑，显得很长很长。我想到贝亚特丽斯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齐并，觉得非常伤心。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离开蒙得维的亚时又把它撕毁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国：伊拉拉在码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星期四、五两天，我们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睽违一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听说费尔明·埃古还赖在黎，觉得松了一气；我比他早回来，多少减轻了我长时间淹留国外的内疚。

伊拉拉情绪低落。费尔明在欧洲大量挥霍，不止一次地违抗叫他立即回国的指令。这也是始料所及的。使我更为不安的是别的消息；特威尔不顾伊拉拉和克鲁斯反对，抬了小普林尼的"开卷有益"的名言，说是再坏的书也有可取之，他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收购《新闻报》的合订本，买了三千四百册各版本的《堂吉诃德》、尔梅斯的书信、大学论文、账册、简报和剧院的节目单。他早说过一切都是历史的见证。尼斯坦支持他；经过三个星期六的"烈讨论"，堂亚历山大批准了建议。诺拉·厄夫约德辞去了秘书职务；接替她的是一个新成员卡林斯基，也是特威尔的工。堂亚历山大的邸宅的后屋和地窖如今堆满了大包小包的书籍表册，既无目录。又无卡片。7月初，伊拉拉去喀里多尼亚庄园住了一星期；泥匠们已经停工。问起时，工解释说这是主人的吩咐，现在日闲得无法打发。

我在敦时已写好一个报告，现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访堂亚历山大，并且把报告给他。费尔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下午风很大，往屋里。阿尔西纳街的大门前停着一辆三车。人们弯腰扛包，往最的一个院里卸货；特威尔指手画脚地在指挥。在场的还有诺拉·厄夫约德、尼斯坦、克鲁斯、唐纳德·雷恩和另外一两个代表，仿佛预有什么事要发生。诺拉和我拥抱亲吻，使我回想到别的拥抱和亲吻。那个黑人代表乐呵呵的，吻了我的手。

一个房间里方形的地板门已经打开；土坯的梯级通向黑的地窖。

我们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我没有见人就知是堂亚历山大。他几乎是跑步来的。

他的声音同平常大不一样；不是那个主持星期六例会的不不慢的老先生，也不是那个阻止持刀决斗、向乔人宣讲上帝言行的封建庄园主，倒像是上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