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密附着在存在的表面。一个小说家作为存在的研究者，当然不该被这蛛网缠住，而应存在本。写小说的前提是要有自由的光，不但没有禁区，凡存在的一切皆是自己的领地，而且拒绝独断，善于发现世间万事的相对质。古往今来，在设置禁区和助长独断方面，德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惟有超脱于德的光，才能以自由的光研究存在。在此意义上，昆德拉说：小说是“德判断被悬置的领域”把德判断悬置，这正是小说的德。

从小说的智慧看，随时准备行德判断的那忱乃是最可恨的愚蠢。安娜是一个堕落的坏女人，还是一个情的好女人？渥斯基是不是一个自私的家伙？托尔斯泰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聪明的读者也不问，问并且到困惑的读者已经有蠢了，而最蠢的则是问了并且断然回答的读者。昆德拉十分瞧不起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批评他以及他开创的卡夫卡学把卡夫卡描绘成一个圣徒，从而把卡夫卡逐了学领域。某个卡夫卡学者写：“卡夫卡曾为我们而生，而受苦。”昆德拉讥讽地反驳：“卡夫卡没有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玩儿了一通！”

世上最无幽默的是德家。小说家是德家的对立面，他发明了幽默。昆德拉的定义：“幽默：天神之光，世界揭示在它的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在判断他人时的无能为力中；幽默，为人间万事的相对而陶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奇乐。”

我们平时斤斤计较于事情的对错，理的多寡，情的厚薄，在一位天神的里，这认真必定是很可笑的。小说家有两方面的才能。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也难免认真，并且比一般人更善于观察和会这认真，细致微地悉人心的小秘密。另一方面，作为小说家，他又能够超越于这认真，把人心的小秘密置于天神的光下，居临下地看它们的可笑和可。

上帝死了，人类的一切失去了绝对的据，哲学曾经为此而悲嚎。小说的智慧却告诉我们：你何不自己来上帝，用上帝的光看一看，相对岂不比绝对好玩得多？那么，从前那个独断的上帝岂不是人类的赝品，是猜错了上帝的趣味？小说教我们在失去绝对之后好并且享受相对。

七生活永远大于政治

对于诸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亡文学”之类的概念，我始终抱怀疑的态度。我不相信可以照任何政治标准来给文学分类，不充当标准的是作品产生的政治时期、作者的政治份还是题材的政治内涵。我甚至怀疑这照政治标准归类的东西是否属于文学，因为真正的文学必定是艺术，而艺术在本质上是非政治的，是不可能从政治上加以界定的。

作家作为社会的一员，当然可以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当他写作时，他就应当如海明威所说，像吉卜赛人，是一个同任何政治势力没有关系的局外人。他诚然也可以描写政治，但他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这样的。小说不对任何一政治作政治辩护或政治批判，它的批判永远是存在质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被昆德拉称“一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因为它把生活缩减为政治，在昆德拉看来，这缩减本正是专制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论站在何立场上把生活缩减为政治，都会导致取消文学的独立，把文学变成政治的工。

把生活缩减为政治——这是一极其普遍的思想方式，其普遍的程度远超人们自己的想像。我们曾经有过“突政治”的年代，那个年代似乎很遥远了，但许多人并未真正从那个年代里走。在这些人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的生活除了政治运动，剩下的便是一片空白。苏联和东欧解以后，那里的人们纷纷把在原制下度过的岁月称“失去的四十年”在我们这里，类似的论调早已不胫而走。一个人倘若自己不对“突政治”认同，他就一定会发现，在任何政治制下，生活总有政治无法取代的内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表明，甚至苦役犯也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受刑。凡是因为一政治制度而叫喊“失去”生活的人，他真正失去的是那思考和验生活的能力，我们可以断定，即使政治制度改变，他也不能重获他注定要失去的生活。我们有权要求一个作家在任何政治环境中始终拥有上述那看生活的能力，因为这正是他有资格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