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镜的人。

“您少闲事！”我听到绿帽的人中间的一个厉声吼“他今天还要经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本来嘛，已经拖得够久了。”

我把电车向格雷斯海姆徐缓地驶去时，我的朋友，策拉特先生想要知，这个可怜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的谈话立即转到了奇怪的话题上去。刚讲了两句话，大家就置于战争时期了，或者说，倒转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战争爆发，那个半瞎据他们说是个义勇军战士，非法地保卫过一座波兰邮局大楼。奇怪的是，策拉先生尽当时只有十五岁，却认识这个半瞎，在谈话过程中，称他为维克托-韦卢恩。这个可怜的、近视的、送汇款单的邮递员，在战斗过程中丢掉了镜，没有镜逃跑，逃脱了那些刽手的掌心。可是，他们不放松，一直追捕他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还在追捕他。他们拿一张纸来，是一九三九年签发的一枪决命令。两个绿帽的中间的一个嚷，他们终于抓到他了。另一个绿帽的说，他很兴，历史的旧账现在终于要了结了。为了执行这一九三九年的枪决命令，他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甚至假期，他毕竟还有他的职业，是位商务代表。他的战友同样也有困难，他是东方来的难民，失去了在那边开设的生意兴隆的裁店，现在必须从开始，但现在事情算有了个了。今天夜里将执行命令，了结过去的事。真不坏，还乘上了末班车。

把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和两个持有枪决命令的刽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当这样的司机可违背了我的本愿。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有倾斜的集市广场上，我把车向右拐，要向玻璃厂附近的终站开去，到了那里，让两个绿帽和半瞎的维克托下来，再同我的朋友踏上归途。距离终站还有三站路，策拉特先生从车厢里来，把他的公事包放到职业司机放他们的盛黄油面包的饭盒的地方。我知，他的公事包里竖放着那个密封大玻璃瓶。

“我们必须救他，他是维克托，可怜的维克托！”策拉特先生显然很激动。

“他一直还没有找到一副合适的镜。他是度近视，他们要枪毙他，而他会看错方向的。”我认为刽手没带武。但是，策拉特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绿帽的大衣鼓起，碍手碍脚的。“他是但泽波兰邮局送汇款单的邮递员。现在他在联邮局从事同样的职业。可是，下班以后，他们就追捕他，因为那份枪决命令还在。”

尽我并不全理解策拉特先生的意图，但我仍然答应他，在枪决的时候待在他的边，如果有可能的话，同他一起去阻止枪决。

过了玻璃厂，在第一排小菜果园前不远——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亲的园和那棵苹果树——我停下电车，朝车厢里喊：“请下车，终站到了！”黑带绿帽的两个人上下车。那个半瞎又费劲地找踏脚板。策拉特先生随后下车，从外下取他的鼓。下车时，他请我带上他的公事包和大玻璃瓶。

我们扔下还一直亮着灯的有轨电车，盯着那两个刽手和那个蒙难者。

我们沿着菜果园篱笆走去。我走累了。前面的三个人站住时，我发现，他们选中了我母亲的菜果园当枪决地。不仅策拉特先生，连我也一起抗议。他们不予理睬，推倒腐朽的木板篱笆，把那个策拉特先生叫可怜的维克托的半瞎绑在苹果树上我的树杈下面。由于我们继续抗议，他们用手电筒照亮那份皱的枪决命令给我们看，命令是由一个姓策勒夫斯基的陆军司法总监签署的。我记得，日期一栏写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没错，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我们谈到了联合国，谈到民主制、集罪责、阿登纳等等。可是，绿帽中间的一个用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全反对意见都挡了回去。他说，现在还没有起草和签订和约①，所以，我们不该手此事。他说，他同我们一样选举阿登纳，至于这枪决命令嘛，它继续有效。他们带着这命令去找过最当局，请当局拿主意，结果，他们还得履行这该死的职责。所以，他说我们还是走开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