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少尉上装的是二级铁十字章、步兵冲锋章以及所谓的冷冻章①。但这件事跟玛丽亚绝对无涉——

①指授予参加过1941年至1942年之的侵苏冬季战役的德国士兵的奖章。

六月底，特鲁钦斯基大娘得了轻度中风，因为邮局给她送来了坏消息。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同时为三件东西而阵亡：为元首、人民和祖国。事情发生在中间地段，弗里茨的信袋由中间地段的一位姓卡瑙尔的上尉直接寄到了朗富尔区的拉贝斯路。信袋里装着海德尔堡、布列斯特、黎、克劳伊茨纳赫浴场以及萨洛尼卡的多半是笑哈哈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一级和二级铁十字章，各挂彩章，我已经记不清了，一枚铜质近战章以及两块从军服上拆下来的反坦克布肩章，还有几封信。

策拉特尽力帮助，特鲁钦斯基大娘不久就见好了，但再也没有彻底康复。她死死地坐在窗边的椅上，要我和一天上楼两三趟送东西来的策拉特告诉她，那个“中间地段”究竟在哪里，是不是离这儿很远，能不能星期天乘火车到那里去。

策拉特空有一片心意，却回答不上来。而我是靠特别新闻和国防军报学会地理的，于是这件事就托付给了我。在那些漫长的下午，我给除了脑袋在摇晃之外纹丝不动地坐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在鼓上敲了几首越来越频繁地移动的中间地段的变奏曲。

非常崇拜漂亮的弗里茨的玛丽亚却变得虔诚了。起初，在整个七月间，玛丽亚仍参加她学到过的宗教仪式，星期天到基督教堂的黑希特牧师那里去。策拉特有时陪着她，虽说她宁愿独自前去。

新教礼拜不能使玛丽亚到满意。一周的中间一天——究竟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呢？——在停止营业之前，玛丽亚把商店给策拉特守着，她搀着我这个天主教徒的手，朝新市场方向走去，接着拐埃尔森街，利亚街，走过屠夫沃尔格穆特的门，到了小锤公园——奥斯卡心想，这是到朗富尔车站去，我们将作一次短途旅行，也许去卡舒贝的比绍——我们又向左拐去，于迷信，在铁路路堤下跨前等一列货车驶过，接着才穿过令人恶心地滴着的下跨，但不是一直去电影院，而是沿着铁路路堤走去。我暗自盘算着：要么她拽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霍拉茨医生的诊所去，要么她想改宗，要去圣心教堂。

圣心教堂的大门正对着铁路路堤。我们两个在铁路路堤和开的大门之间停住脚步。八月午后的晚些时间里，空气里有某嘈杂的声音。我们背后铁轨之间的铺路碎石上，系白巾的东方女工在抡镐使铲。我们站着，朝暗的、凉气习习的教堂肚里望去：尽里，巧妙诱人，一只熊熊燃烧着的睛——长明灯。我们背后的铁路路堤上，乌克兰妇女停止抡镐使铲。一支号角嘟嘟响，一列火车驶近，它来了，到了前，还在前，还没有过完，随后开走了，号角嘟嘟响，乌克兰妇女又抡镐使铲。玛丽亚犹豫不决，拿不准她该先迈哪一只脚，便让我，从诞生和受洗起就同这座唯一能救世的教堂关系密切的我，负起责任；玛丽亚多年以来第一次，自从那充满汽粉和的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任凭奥斯卡来引领她。

我们离开了铁路路堤和它的嘈杂声，离开了外的八月和八月的嗡嗡声。我有些悲哀，手指尖轻搓外遮掩着的鼓，脸上不表情，神漠然，心中却回忆起在我可怜的妈妈边的弥撒、主教主持的弥撒、晚待以及星期六仟侮。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前不久，由于同扬-布朗斯基过往太密而变得虔诚，一个星期六接一个星期六轻松地忏悔，星期日领圣餐以恢复力，好在下一个星期四更轻松、更振奋地在木匠胡同同扬幽会。当年的那位圣下姓什么来着？圣下姓维恩克，至今仍是圣心教堂的神甫，布时声音轻得让人舒服而又难以理解，唱信经时声音那么细又拖着哭腔，如果没有那个左侧祭台和祭台上的童贞女、童耶稣和施洗童的话，当时，真会有类似信仰之类的东西潜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