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讲。当我被人找到时，这个戒指就放在我的枕里面。”

“你从哪儿知它叫这个名字的？”

燕妮脸上的红时增时减：“那个把我扔下就走的人，当时就是这样给戒指取名的。”

我说：“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他叫比丹登格罗。”

我说：“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肯定不是，哈里。那些人可都是黑发。”

我提了证据：“可是他们都会舞！”

我把一切都讲给图拉听——

她、我和另外的人都狂地迷恋着这个戒指。我们相信银可以变戏法，当谈话涉及到燕妮时，我们都不把燕妮称作燕妮，而是称作安古斯特里。那些从一开始就醉心于燕妮那双银芭舞鞋的同学，现在肯定也非常迷恋安古斯特里。只有我在燕妮和安古斯特里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充其量也只是到好奇而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经历太多的缘故吧。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受到图拉的影响。作为女中学生，图拉穿着相当净的衣服，但上仍然有一骨胶味。我沾上这气味，几乎无法抗拒。

图拉说：“下次把她的戒指偷走。”这时，我打手势表示拒绝。当我埋伏在乌法路上等待燕妮时，我只是打算在半路上把她的银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因为我拦住她的去路，所以她每星期有两次要满脸通红。每一次她都不安古斯特里，而是在脖上着那串用啤酒瓶橡垫的傻里傻气的项链。

可是为哥哥亚历山大服孝的图拉——

仍然惦记着燕妮很快就得服孝这件事。在四一年晚秋——关于东线战果的特别报没有了——实科中学已经能够举二十二个阵亡的实科中学生来。镌刻着姓名、日期和职位的大理石石板挂在叔本华与哥白尼雕像之间的大门上。在阵亡者当中有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有两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还活着。他们每次休假都要来看望自己的母校。有时候，他们在礼堂里简短的或冗长的报告。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老师们称是。报告之间可以提问题。学生们想知他们得击中多少脾气暴烈的人，得击沉多少吨位的船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以后有一天能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师们要么提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养供应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条——要么就卖一些激烈的言词，谈到持到底和最后胜利。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问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军——当他第一次看到一个死人时，不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脑海里想的是什么。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回答我已经忘得一二净。

布鲁尼斯向瓦尔特-特恩上士提同样的问题。特恩因为不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讲台，在我们班作一个关于“东线炮队战斗情况”的报告。就连这个获得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净净。我只看见他穿军灰衣服，既骨瘦如柴，又壮结实，用两只手抓住桌面，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用他的目光盯着教室后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画。这是一幅菠菜绿的托①风景画。凡是他呼之，空气都稀薄。我们想知一些有关加索山的情况，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论毫无价值的事情——

①托（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版，广泛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炮队的战斗。他走路时，稍微有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炮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一副讥讽的面孔，请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暗的山墙，的窗…”对他提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还摹仿吃糖、和糖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另一边腮帮，差一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衷于糖块。当他袋里没有糖块时，他便给自己虚构这东西来。我们所描述的也是同样的题目。

大致从四一年秋天开始，向所有的学生分发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片叫采比翁药片，保存在用棕玻璃制成的大药瓶里。在过去书脊挨着书脊摆放《迈尔会话辞典》的会议室里，如今摆着写上了标签的玻璃瓶——从中学一年级到年级——排成一行，每天都由有关的班主任把它们搬教室，发给开战后第三个年缺乏维生素的中学生。

每当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抱着药瓶走教室时，他都已经在，在享用老人嘴四周的甜了。这情况当然引人注目。一节课起码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分发采比翁药片，因为布鲁尼斯不让大家把这个瓶一个课桌、一个课桌地传下去。他严格照名册上的字母顺序，让学生们走上前来。他很费劲地把手伸玻璃容里，一副似乎是在为每个人抓某特殊品的样。接着，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胜利的微笑。他从也许是五百片采比翁药片中取一片药来，把它像经历一幕难度很大的术表演后得到的结果一样展示一番，然后才把它发给学生。

我们大家都知，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又有了满满两个衣袋的采比翁药片。这些东西甜中带酸，有柠檬味，有糖味，有药味儿。既然我们喜采比翁药片，所以，对所有的甜都得发狂的布鲁尼斯就有理由把他的两个衣袋都得满满的。每天在从会议室到我们教室的路上，他都要抱着棕药瓶走教师洗手间，过一分钟后又现在走廊上，嘴里着药片往前走。采比翁药片的粉尘得他上衣的衣袋盖上全是白粉。

我想说：就连布鲁尼斯都明白我们知这些事。上课时他老是走到黑板后面去，在那里把甜嘴里，然后再走到全班同学面前，给我们展示他那忙活的嘴：“我假定你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假如说你们看到了什么，那就是你们看错了。”

奥斯瓦尔德-布鲁厄斯像别的参议教师那样，总是得大声打嚏。他像他的同事那样，在遇到这情况时要掏那块大手绢来。与他的同事们相反，他总是让全破碎的采比翁药片同手绢一从衣袋里掉来。于是，我们就抢救那些在上了油的地板上动着的东西。一群弯着腰在心收集的学生把半片药、四分之一片药给参议教师。我们说——这句格言变成了惯用语：“参议教师先生，您刚才丢了好些云母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