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签订了罗教皇与纳粹政府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他把从材颀长、有孩气、早早就自杀亡的典范作品作者奥托·魏宁格的全照片上——这张照片放在他的样本的第四页上——剪下来，让人在森克尔照相馆把剪下来的这分放大，放大到同真人一样的尺寸，然后再慢慢加工，把它加工成“冲锋队员魏宁格”但其结果却总不能令人满意。

埃迪·阿姆泽尔的自画像显得更稽。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斜面桌和胜家公司纫机之外，一面又又窄、直至天板的镜——就像他在时装店和芭舞学校里能够见到的那样——使阿姆泽尔的财产变得更加充实。他穿着自己剪裁的纳粹党员制服——在冲锋队制服中找不到一件他穿着合的制服——坐在能够给予回答的镜前，把他的全像挂到一个光光的支架上，在这个支架的中心，就好像是在腹腔里面，有一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最后，真正的阿姆泽尔像菩萨似的，坐在裁的位上，仔细察看这个虚构来的、更为真实的纳粹党员阿姆泽尔。这个阿姆泽尔胖乎乎的，穿黄麻布的褐党员制服，目空一切地站立着。背带犹如回归线一般环绕在他上。衣领上的等级标志把他变成了普通官员。一个猪泡线条分明、简单明快、涂上的黑斑隐约可见，犹如一幅画像似的，着官员的帽。这时，在这个党员同志的腹腔中，那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开始工作。那条站成了立正姿势。右边那个胀鼓鼓的橡手猛地一抬，离开带扣，像受人遥控似的，先是举到齐的度，接着便举到齐肩的度，最初是把手伸直，然后再形成一定的角度，致以党员的敬礼。在这之后，因为传动装置往下，所以这只手又慢条斯理地、一秒不差地回到带扣的位置，接下来便老态龙钟地颤抖着堕梦乡。埃迪·阿姆泽尔表现对于自己新作的钟。他在狭窄的工作室镜前模仿他那真人般大小的模仿者的敬礼，模仿这“四重奏”瓦尔特·特恩站在镶木地板上，现在阿姆泽尔面前，给他展示这个人形象，而且在展示这一人形象时又把自己当影显示一番。特恩先是放声哈哈大笑，然后便十分尴尬地格格笑。最后，他只好一言不发，一会儿望着稻草人，一会儿望着阿姆泽尔，一会儿望着镜。他看到自己穿着便服，站在四个着制服的人中间。这是一番促使他天生就能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的景象。他一面把牙齿咬得直响，一面向阿姆泽尔暗示，他不是在开玩笑；阿姆泽尔不该顽固地持同一个题材；其实在冲锋队里，甚至在党内，有的是严肃认真、怀大志的人，有的是天立地的好汉，而不仅仅有一些下坯。

阿姆泽尔回答说，这正是他的艺术企图。他不想发表任何评论，而是想用艺术手段，既制造天立地的好汉，也制造下坯，鱼龙混杂，纵横错，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接着，他便用事先已经好的支架制作一个壮结实的好汉——冲锋队员瓦尔特·特恩。我们——图拉和我从夜晚漆黑的园里，往灯火辉煌的、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工作室里偷看。我们把睛睁得圆圆的，看见瓦尔特·特恩穿制服的复制品——那一片片血瘢还可以为“小锤公园”饭店的厅内大战作证——借助内置传动装置的作用，把拍成照片的面的牙齿显来，让机械运动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尽我们只是看见他咬牙齿，但只要看见瓦尔特·特恩的牙齿，也就会听见这些牙齿在咬得格格作响。

图拉和我看见——

瓦尔特·特恩不得不同他那个冲锋队中队一，在冰天雪地的“五月草地”大型集会上执行封锁任务。他在人群中发现了穿制服的埃迪·阿姆泽尔。先是勒布萨克讲话，然后是格赖泽尔和福斯特尔讲话。这时下起了鹅大雪。人们在持续不断地呼“万岁”纷纷扬扬的雪片飘了呼万岁者张开的嘴里。就连党员同志埃迪·阿姆泽尔也一面呼着万岁，一面伸嘴去咬那些经过挑选的大片雪，一直到冲锋队队员瓦尔特·特恩把他拉人群，从泥泞的草地推到兴登堡大街。特恩在那儿骂他。我们想，他上就会揍他了。

图拉和我看见——

埃迪·阿姆泽尔穿制服在朗富尔市场上为寒冬赈济募集捐款。他把储蓄盒摇得啪啪直响，对着人群讲一些小笑话，比真正的党员同志募得的迪特兴①还要多。我们想，要是现在特恩到这里来，看到这情景的话，那…——

①迪特兴，二战结束前东普鲁士的货币单位，一迪特兴相当于十芬尼。

图拉和我——

我们使站在弗勒贝尔草地上、于暴风雪中的埃迪·阿姆泽尔和民地农副产品经销商的儿到奇怪。我们坐在一辆停在弗勒贝尔草地上过冬的旧货车后面。阿姆泽尔和那个侏儒的剪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异常鲜明。再也找不到比这些影更不同凡响的影了，那个侏儒的影把他的铁鼓影竖起来，迎着飘飞的雪。阿姆泽尔的影弯着腰。两个影都把耳朵贴在铁鼓上，仿佛他们在倾听这声音，倾听十二月的雪飘落在漆成白的铁上的声音。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寂然无声的情景，所以我们也就静悄悄地呆下来，用冻红的耳朵倾听着。可是，我们只听见雪飘落的声音，却没有听见铁发的响声。

图拉和我在期待着——

因为这时我们两家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正穿过奥利瓦森林，散一次步。我们望穿地等候着埃迪·阿姆泽尔。但是他在别的地方，而不在弗罗伊登塔夫。我们在那儿喝咖啡，坐在鹿角下吃土豆煎饼。在禁猎区内没有生多少事来，因为天气寒冷时，猴都呆在林务所的地下室里取。我们真不该带着哈拉斯。可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却说：“这条狗该有一个活动场地。”

弗罗伊登塔尔是一个备受青睐的游览地。我们乘二路车来到缔结和约路，在有红纹的树木之间横穿过树林之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林务所同禁猎区就展现在我们前。不是山榉还是松树，我父亲作为木工师傅见不得成材的优质树木，一见到这些树木就非用立方米来衡量它们的可利用价值不可。而我母亲更看重自然，也就是说更看重这些树木，而不是装饰世界，所以她情绪不好，但这心情先是随着土豆煎饼然后便随着咖啡一消失殆尽了。从事酒菜馆行业的林务所租赁人卡明先生在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我母亲中间坐下来。只要有顾客来，他都要讲这个禁猎区的来历。这么一来，图拉和我已经是第十次地听他讲，措波特的一位名叫库里茨的先生赠送了一野公。不过，他起初饲养的并不是这野，而是车厢厂厂长捐赠的一对小赤鹿。后来又有了野猪和站鹿。那个人捐赠了一只猴，这个人捐赠了两只猴。林场顾问尼古拉很关心狐狸和海狸。一位加拿大领事提供了这两只烷熊。那么那些狼呢？谁有狼？那些后来逃去、咬死一个采浆果的孩、被人击毙并上了报纸的狼呢？谁有狼？

还没有等到卡明先生能透那个秘密，是布雷斯劳动园把这两只狼赠送给弗罗伊登塔夫禁猎区，我们同哈拉斯已经到了外面。我们从杰克，即那野公边走过。我们绕过结上冰的池塘，看见野猪用的栗和栎果，听到狐狸短暂的狂叫。狼笼外面装上了栅栏。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片刻不停地走来走去，步比哈拉斯跨得更大。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的前不是那么发达。它们没有受过训练的眉心，两歪斜，显得更小，更容易受到保护。同哈拉斯相比，它们的总的说来显得更敦实，它们的躯像圆桶，一直到背前面隆起的分都比哈拉斯更低，上的不长不短，长得密，呈浅灰，接近黄茸的地方呈乌黑。哈拉斯在声嘶力竭地哀鸣。两只狼在不停地小跑着。有朝一日理员会忘记将栅栏…雪成片成片地从冷杉树上飘落下来。有片刻工夫，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放慢了步。六只睛在闪动，六片上在颤动。它们皱了三次鼻梁，从利齿之间了一气。两只灰狼对一只黑牧羊犬。这黑是持不懈地育的结果。佩尔昆素细胞的过于饱和通过森塔和普鲁托遗传给了路易丝磨坊的哈拉斯，赋予我们的狗以一鬃不长不短、并非乌黑、没有动、毫无标志的黑。这时，我父亲起了哨，而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也在鼓掌。图拉一家和我父母穿着冬天的大衣站在林务所前。不断跑来跑去的狼停了下来。然而对于我们和哈拉斯来说，星期天的散步并未结束。每个人的腔里还在回味着土豆煎饼的滋味。

我父亲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到奥利瓦去。我们在那里乘有轨电车去格勒特考。直至雾霭沉沉的天际，波罗的海的海面都结了冰。格勒特考木板小桥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辉。所以，我父亲不能不从中取照相机来，我们也不能不在想像中的糖果前面围着哈拉斯站成了半圆。我父亲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调好合适的焦距和光圈。我们有六次都不能动。哈拉斯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动作，因为它在摄影记者给它拍照时就已经习惯于照相了。看得来，在我父亲拍的六张照片当中，有四张照片光过度，冰在反光。

从格勒特考经过嘎吱嘎吱作响的海面，走向布勒森。有几个小黑一直走到被冰封在停泊场的船。不少人在半上。看来海鸥是不会挨饿的。两天之后，有四个学生在雾中迷路了，他们想从冰上走到赫拉半岛去，尽人们用多架育用飞机寻找他们，但他们却永远失踪了。

在同样狂暴的、蒙上了一层薄冰的布勒森木板小桥跟前——我们要拐弯，朝渔夫村走去，走到有轨电车站。波克里弗克一家，尤其是图拉，害怕这座布勒森木板小桥，因为就在那里，又聋又哑的小康拉德几年前…所以，在我父亲用他那只木工师傅平坦的手指新的前方向之后，也就是在十二月二十八号，在三六年到三七年除夕前不久，大约下午四钟左右，哈拉斯挣脱了带——因为还有许多别的狗，我父亲把哈拉斯在带上——一纵，腾空而起，十次长，就跃过冰层，消失在尖叫的人群之中。当我们赶上它时，它已经裹上了一件随风飘动的大衣，变成了雪飘舞中的一个黑包裹。

钢琴家兼钢琴教师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及其十岁的女儿燕妮·布鲁尼斯也同我们一样，了一次星期六郊游。还没等图拉吭一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就已经第三次遭到了我们哈拉斯的袭击。这一次要赔的不是一男式小礼服，不是一把雨伞了。我父亲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把这个意外事件称为代价昂贵的玩笑。费尔斯讷右边的大被咬伤了。他必须住三个星期教会医院，另外还要求一笔赔偿金。

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