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让您在向他汇报时有所保留。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当时我并不知您从陶里、从劳叔那儿到底带回了一些什么情况，我也并不太清楚您当初到底又是带了个什么样的任务去陶里见劳叔的，但我觉得.您代表省厅组织去看他，劳叔一定会极其认真地对待您的：我知，在陶里的那几个月里，劳叔一直到很孤独。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这“痛苦”多少年来，他虽然有时在单位里表现得很“孤傲”很“不驯服”很“特立独行”让一些领导总觉得他是个刺儿，不敢、也不愿意重用他。其实他这人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生都“在组织”“在集”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特别看重这个。组织”和“集”也就是说，他既像当代的许多年轻人那样.非常讲究“自我”追求着一“自我”但他又特别看重“集”和“组织”尤其在“计较”着这个“组织”和“集”对待他的态度。这是他一生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终更改和泯灭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组织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会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表面上他仍会表现某矜持，或冷漠，但实际上他会是激的。所以，我相信在事的最后一刻，如果他明显预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会跟您说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说、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觉得恰恰是不能让李分知的。

“为什么？”邵长问“劳爷的死，跟这位李前主任有关系？”

“那倒不是…”曹楠迟迟疑疑地答。她的迟疑让邵长觉得，这里可能还隐着什么难言之隐。

“那是什么问题？”邵长又问。

“…”曹楠又迟疑了一下，垃了气，这才又往下说“他从来就没支持过劳叔.一直对劳叔去陶里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这么，特别幼稚.特别的不成熟…”

“这很正常，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或蒡爷这么的。包括我们机关里的那些同志，都对劳爷的法表示不理解。我想他们都不会同意你把劳爷去陶里的行为说成是一个什么‘伟大’的行为。”邵长说。

“所以你们…”

“我们怎么？”

“没怎么…”

“所以我们跟李分都是一路货。是吗？那天晚问还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你不会仅仅因为这一，就大清老早地赶到李分家来堵我的。”

“是的，那天晚上我还跟李分大吵了一场。”

“你跟他仗了？”

“是的。狠狠地了一仗。”

“为什么？”

“您老说我大清老早地赶到那儿去堵您，其实不是…您见到我的时候，我脸是不是特别难看？”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