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義，而在其過程上與體質上亦還是各有特。而康熙時的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世界上最強大健康的，可以比英法德等國家更有餘裕使工業革命可以自然成長，用不著像英國的荒廢耕地成蘭開夏機紡織業的牧羊場，也用不著待童工女工那樣殘酷，也用不著那樣爭奪世界民地。當時若就來，是可以使機工業被涵養在中國文明裏，與農業手工業有一調和，它可以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遠比西洋更新的產業體制，而且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當時若有這個，則全世界的歷史都將為之改觀。康熙時中國確是有這樣的機會，現在孫先生的開發產業，節制資本，與世界大同的遺教，與我主張的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而以機工業為輔佐的產業新體制，早在康熙時若于新知識上完全開向西洋，是可以大有餘裕來自然地形成，被創造來的。

然而康熙帝時沒有像拓跋魏時崔浩允那樣的士幫他。

從宋末到元明，再到清朝，士是只有越來越變成閉固陋，沒有人像漢唐之士的對帝王“談笑間、檣艣灰飛煙滅”，而且他們也自外于民間起兵。太平天國就可見得是士與民間起兵無緣。曾國藩這邊的又只有第二、三等之士，雖然平了亂，也缺乏創造。

知當年事，只須看當年的文學。

自宋末至于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固陋已極，但民的文學一直到清末依然好神，如平劇，說書說白蛇傳，說秋香三笑，小調唱孟姜女，閑書看三國演義，說唐，忠岳傳，征東征西。士的文學固陋，是反映國之政治已失風光，而民的文學的好神則見證了中國的民族尚一直是旺盛的，所以有從反元朝的民間起兵，到反清朝的民間起兵，但是可惜了幾次都是當時之士不夠來領導。

今日何日兮

辛亥起義當初，志士遠溯黃帝紀年，纔是士的第一次覺醒，他們對世界的新形勢與新知識開了界。且自從孫先生，這般人又有了士的文章。孫先生上書李鴻章，使人想起西漢賈誼的陳時事疏，三民主義原稿與建國大綱更是直接從周禮而來。鄒容的“革命軍”文氣似楚辭。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有王安石蘇軾的明快。可是言文學者多不及之，以為中國近代文學要從五四時代的文藝作品算起，這是把文學看得太單薄了。“山河歲月”與“革命要詩與學問”就是繼承漢魏的、與孫先生一派的文章，用五四的新文體，而把五四的文學來打開了。

五四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革命，但是五四犯有三個錯誤：一、否定禮教。二、否定士。三、把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

把文學當作藝術的一種是把文學看小了，這我在前文已有說過。這裏只說禮教這樣東西，就是肯定即妄，宋儒妄到女人不可門一步。但是五四把禮教來否定了，這又人的情意漂失了。禮教只可有更革，但史上每換朝代，頂多亦只是改了正朔與服，沒有改到祭祀與賓主倫常間之禮的。禮儀是中國人情意的表現形式，五四在原則上把禮教來打倒了，至少在文學上寫中國人的情意沒有了形式，以至小說裏用了西洋人的情意與動作的形式來描寫中國人，這樣，文章先就不了。

五四的文化人又否定士，是因為西洋無士。士是先知先覺者，布衣疏，而志在于天下，與民主的個人主義立場不合。魯迅一代的前進文人，宁願他們的兒個電氣工人。如日本的教師組合，都當自己是勞動者，不知有士之貴。但我還是喜歡世間有貴人。古代希臘是哲學家最尊，日本則歌人最尊，但都不如中國的士好。

中國的讀書人是士。士因自己是貴人，所以他知世上有尊貴的人與尊貴的。我曾見一處事務室的職員是好女，后來聽說她嫁給汽車司機，很替她覺得不以的。“擊壤歌”裏的小蝦說自己絕對不會愛商人，這使我讀了很興。蘇軾題虢國夫人郊遊詩有“座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我也有詩贈日本陶人上田桓次，他家住京都郊盞山，于此燒窯，詩曰：

西京無復舊公卿隴畝尚棲真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