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則與這種志士的革命及庶民的活潑喜樂全不相關。文學是至程朱而壞，文學壞即是先王的詩教壞，即是禮樂之樂壞了。但此亦只是結果而非原因。原因是殘唐五代至宋，沒有像五胡亂華至隋唐那樣的現時代的大創造力，的人材亦不夠，若有像北魏至隋唐那樣強大活潑的士風，雖有程朱，亦將只是像王通（文中）的不被人注意。（文中的語句全仿論語，單是這點就已使人厭鄙他。）

歷史的浩然之氣實在要緊，后世儒者只知這氣是個人的修養，不知有歷史的浩然之氣，是全體民族在大災難中行險，集義而生的開新時代的大創造力。殘唐五代至宋就是缺少這個。南北朝至隋唐是儒者通過當時發達的數學與科學而結合于黃老，及通過變法（行均田制）而結合于黃老。五代時數學與科學亦有一發達，陳搏因之能于易數有新發明。北宋尚數學與科學的大家，而且變法亦有王安石的青苗與保馬法，但至程朱之學行于世，儒乃不屑于數學與科學，更不讀法家之書，乃至專讀四書，不讀周禮王制，儒遂與黃老絕，與黃老絕就是喪失漢民族的大自然神與創造力了。

但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乃是因為他考慮得不周全。

王安石的青苗保馬法與北魏的均田制皆依于周禮，但是均田制民自十八歲授田，至六十歲返田只需兩次手續，而青苗保馬則一年中要有幾次手續，假手于吏胥來辦就壞了。這要像周禮裏的王官與王民的關係，即是同生在井田制裏的當地之士領導農民與手工業者來實行纔可，不然則要有像現代的銀行制度亦可以實行得，王安石的新法是不備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條件，當然失敗。青苗法與保馬法若行成功，宋朝對遼與西夏可以強大，但是當時亦缺乏時代的創造力來背境，司馬光蘇軾等都反對。王安石的文章是有當時人所沒有的好處，但是他的文章亦無人繼。

自南宋至元明清，士的文章幾于全無可看，他們推尊韓愈，其實韓文就不怎麼好。韓愈肯定儒家，肯定世俗富貴功名。宋儒則是把禮教太肯定了。無論怎樣的好東西，你若把它太肯定了，就會是小是陋，就會是妄。詩詞遠比文章好些。但如元好問、吳梅村的話都缺少一個興字。明初青邱與清初王漁洋的話中有好的。朱彝尊我是喜歡他的紅橋詩。還有是喜歡納蘭德詞“孟姜女廟”：

飛雨殘陽影斷霓、寒濤日夜女郎祠、翠鈿塵網上蛛絲。

澄海樓空極月、望夫石留題詩、六王如夢祖龍非。

結尾一句“六王如夢祖龍非”真是大。祖龍是指秦始皇。但就一般來說，從宋末到元明清是士的文學凋萎已極。

彼時亦有禪僧中豪傑，但是不得士與之結合，終究不能有結果。然而士雖疲？，民固健在，民的文學如宋平話，元曲與明清說書小說的旺盛，背后實有隨時可以民間起兵的大行動力。但是彼時民的文學不得士的文學為領導，這就可見彼時士的對于政治亦無領導能力了。

蓋自宋末至清末六七百年中，士之豪傑者僅得耶律楚材一人，大儒只得孫詒讓一人。耶律楚材是禪僧之徒，他從成吉思汗征，相元世祖忽必烈尊重華夷的制度。然而他只得一人，沒有有為之士的強大集團他的背境。所以他不能比王猛、苻堅、崔浩對拓跋魏武帝的威信程度。至元末民間起兵，士又不能領導，所以從民的明太祖朱元璋對于士完全沒有敬意，他隨意殺文人。明朝又待宰相最壞。若有像楚漢之際的與隋唐之際的多士，明太祖亦不敢這樣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