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能算是一个产了的“文艺复兴”

他这个结论，若凭纯理观来说，或许每一句都是对的。惟一的严重错误，便是他完全忽略了“神”问题，认为天下万事只要用科学脑理分析，就能达获真理，究得真情。这其实也怪不得他，因为现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神已经泯没，一切以质为重。论文题目《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估价”二字，就有讽刺的暗示义。仿佛世上一切都能估计标价来售购似的！

质压倒神的现象，不限于国社会，在台湾也一样。浪漫时代早成过去。余钦磊也说：“就是把拜译来，恐怕现在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了。”现代人的“浪漫”观念，不再是追求神的解放，却只涉及和。难怪余教授的学生，得知拜跛足而不肯相信，考试回答“拜的浪漫神”在卷上也只写得一大堆拜情妇的名字。

当年发动“五四”那批学生，多是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青年，余、吴等人所学，就都是文史和哲学思想方面的课程。可是现在，念文科的只剩些女学生，余教授班上“上学期，一个男生也没有了”“现在的男孩，都想到国外去学理工”；吴国说得好“这也是大势所趋”余教授自己的两个男孩，大儿已“国学工程”二儿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个样，可是毫无父亲当年的“神”一心只想得到加州大学理系奖学金，并对国的财富之多满怀惊羡与仰慕。确实，我们过去的神文化，已完全被质和机取代。余钦磊的右，被“机脚踏车”撞断，也是一个暗喻（作者用“机”脚踏车，不用“托车”可见其用心）。

这，就是我们今日“自由世界”的时代现象。

这个时代，真正是中国知识人士的冬夜了。

吴国叙述的关于陆冲结局这几句话，就写作技巧方面来说，有一值得注意。那就是“对比”和“平行”两技巧的并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烈反讽效果。

我们注意到，清算陆冲事件，和五四运动，表面上颇有一些相似之。首先，发动领导的人，都是北大学生。第二，都是一使用暴力的学运动。第三“五四”要打倒“孔家店”陆冲被指责“为孔教作怅”都是反孔反传统的运动。

外表如此相似，可是实情又多么不同！当年北大的五四青年，是因国而使用暴力，为正义而使用暴力。他们痛打的，是卖国求荣的驻日公使；要打倒孔家店，是为了挣脱传统桎梏，求得神解放。反之，现在的北大学生，清算陆冲，是一兽的集团暴力，而清算的对象，非但不是卖国罪人，还是一个最关心中国文化的弘毅之士。他们反孔反传统，是在本否认神文化的价值，哪里是基于浪漫观念？

如此，今昔北大学生这两个学生运动，看来平行相似，其实对比对立。吴国叙述的现今国闹学情形，和“五四”也有相似，例如都放火烧建筑，都和警察打架。可是其胡闹与无目的之质，和五四运动的固定理想互相比较，也是十分明显的对照。

作者这以“平行法”（parallelism）达企对比反讽的技巧，在《冬夜》里还可找到其他例。譬如余教授和拜，同样跛足。可是他早已在现实迫下丧失了浪漫神，哪能再和拜相提并论？吴国“五四”时和警察打架“把镜也打掉了”；今日和余教授谈话“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镜”今昔同样，镜离了睛，可是过去打掉镜，暴来的是耿直取的面目，今日拿开镜，揭晓的是尴尬颓废的面目。贾宜生今昔都破过血，以前是“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现在是“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陈雄当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后来居然自己变成日本大汉好而遭枪毙，当然也是绝大反讽，仿佛他早先就是在替自己吊丧似的。

我曾多次提过，白先勇取用小说人名，常赋予暗示义。余钦磊、吴国、贾宜生等名字，就富有暗示的讽刺意味。“磊”一字，形容正大光明，心朗阔。“余”即我，所以这个名字，可解为“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完全适合年轻时代的余教授，但今日，就真正是“有名无实”了。吴国最国，他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国命运，使中国盛起来。可是他到了吗？起中国了吗？没有，所以他姓吴（无）。贾宜生的生活最困苦，死得十分悲惨，那里是“宜生”？所以，当然，他姓贾（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