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宅。先就脱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说起五四运动被国学生无情地“重新估价”之经验，他“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镜”

除了衣服饰的装和解脱，吴国的整个神态仪表，给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的“真我”之间，也成一个烈对比。在飞机场时他梳理得“雪亮”的一银白发，余教授家“都让他揩得蓬松零起来”那份“恂恂儒雅”“从容不迫”的风度也消失不见，话说急时，他会迫促地“挣开余教授的手”声音会变得“激动”“痛苦”并“用手了一他那皱的眉心”

衣饰和仪表的改变与对比，当然都是影吴国在现实世界里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讳在内心的神状态，之间的大差距。五四时代，他满腔血，敢敢当，表里如一。为达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协。可是如今，由于现实情势的迫，现实生活的压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来，把“神”榨挤一角，而和现世取得了妥协，从他的谈话内容与气，我们很可以觉到他现今这妥协的生活态度。回台后，他忙于参加应酬，就是一个例。以前他最“直”现在变得甚“圆”；邵奇请客“我本没有下箸”但大概因为他官，是政府要人，他还是要赴约敷衍际一下（余教授则保留住某憨直，还是“方”型人“不会讲虚”因而和邵奇断绝了来往）。告别的时候，吴国说次日一早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作者用“政治”大学，而不用台大或师大，似亦存心传达某暗示。

不错——尽吴国内心藏着切的悲痛，时间毕竟也改变了他，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和余钦磊的遭遇一样“现在”总征服“过去”“现实”总征服“理想”在飞机场上他从容不迫应对记者的访问——他必须撑住现在的脸面。余钦磊到底是属于过去的人，他怎么能不顾现在而奔向过去？所以，在迎的人群中看到余钦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边说一句：“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在余教授的旧情温中，他的内心郁结得以一弛，可是起告辞时，他又已经回到了现实，说他后日便要飞西德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机场送行，当然也是关怀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显然也因为他知，在记者和政府要人拥围中，他将无暇顾及这个旧日的老友。

吴国对五四运动时代老朋友所怀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知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余教授谈到针灸治疗时也说“中国人的病…洋法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却“在国外了几十年的逃兵”于是他觉得对不起五四时代的理想，五四时代的朋友。他说起陆冲在大陆楼自杀的事，慨唏嘘，即为一证。在这次相聚谈话之前，他一直以为余钦磊和贾宜生二人持着过去的神，不顾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岗位”他说：

“你不知，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国内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现实击倒，却以为老朋友还抱持理想，他的惭愧心情可想而知。谈话过程中，余钦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贾宜生的穷困境，吴国的回应和叹息总是“糊”、“暧昧”的，这也暗示他内心的罪咎。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论多么令他难受，到底抵御不住现实的求。当他最后得悉余钦磊因债务偿还不清而打算国“吴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动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说又没说的，是什么？作者并没说明。但我们可以想像推测，在这一片刻，他差一说要替余教授还债，使他能继续“守住岗位”但他及时把话吞了下去，因为，他怎能不顾现实？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的日。没钱怎么过得去？

如此，恰似余钦磊为自现实需要而顾不得贾宜生，没有让奖金，吴国在“情、理”正面冲突下，同样选择了“理”牺牲了“情”

以上，我们已详细看到，时间和现实环境如何无情地改变了小说里的两个主角。现在让我们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时代和今日时代为对比，以调引发“不堪回首”的今昔。

概括言之，作者视野中的五四时代，是浪漫的，单纯的，情的，追求神解放的。今日时代，是理的，机械化的，冷酷的，追求满足的。作者当然自己不说，也没让小说人说这样的话，却藉由余，吴二人所叙述的自遭遇，有力呈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