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去换了这包的西装裙。假如我穿那件紫罗兰带白的布旗袍也许不会发生这个灾难。我把自己打扮得更西方化一些，是要他们适应我还是我适应他们，我一时不懂。

彼得的父亲寇恩先生是黑发，他夫人的发颜是红。彼得和母亲十分相像，那天生的雅致和贵气，要好多代人的培育、筛滤，把杂质一代一代滤来，最终来彼得这样的结果。说俊有文不对题，就是特别顺，一举一止都达到你预期的得，只有把一切好东西，例如古典乐、芭舞、绘画和雕塑（基本是经典作品）全拿来滋补自己的生命，才会这样。滋补是理的，选择它们因为对你有好，你必须对你有好的东西。

用我们八十年代后的话，叫优生优育。彼得家那足够前卫吧？那时就已经开始优生优育了。

我坐在那里，两只架在椅扶手上的手掌一个劲大汗，只想早结束这有问必答的局面。长统袜温地绕在膝盖，提醒我一结束这个受罪局面，它懒洋洋坠落时，我会多么好看。

寇恩先生总是言归正传，问我父亲什么工作，母亲怎样。父亲去了内地是否谈到内地的生活状况，母亲去世后我由谁教养。在寇恩家里，没有寇恩夫人教养孩，一切不可设想。

彼得把母亲端来的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几，或许是他们房东连同房一块租的。我在张的问答中顾不上打量房间布置，再说一个女珠转，贼溜溜地打量别人的家不太像样。所以我抬一次睛，尽量观察一个局：窗帘——丝边，白的底，白得透亮纯净。（彼得告诉我，他母亲说，不能把白的东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用白东西的。）窗下的长沙发，姜黄地带咖啡方格，非常旧却非常净。这房里的每件纺织似乎都跟窗帘一样，动不动就给寇恩夫人放在里泡过，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问时，看见她坐的单只沙发是一的，浅咖啡，扶手上有个，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烟打瞌睡烧的。虽然都是旧家，但彩搭得极其协调，留着女主人煞费心机，辛苦而饶有兴趣建设的痕迹。寇恩夫人背后的墙角，摞起一摞箱，上面盖了一块白台布，摆了一个小座钟。他们一家住在难民大宿舍时，箱和其他难民的行李堆放在天，上面不过盖了一层油毡，取来时，箱里外都是绿霉。

趁寇恩先生又问了我一句话：你父亲的肺病是几期？我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酒杯橱，上面摆着彼得弟弟的照片。大卫死前没照相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岁骑术队证件上的。彼得告诉过我，大卫留在奥地利的太多了，他的、狗、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