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的往与。它似乎还更多地是以一“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临下地收和兼容着外来文化和外来人。较之上海和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其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大气”与“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甚至几乎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文化格”

但不怎么说，北京毕竟是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个自然形成、得天独厚的大森林，乔木、木、奇、野草，共生于其间，层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乡和民众之乐土。如果说，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勇敢自尊的学人风范，敦厚朴实的民俗风情，曾经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既“典丽堂皇”又“幽闲清妙”的文化品格；那么，瞻远瞩的改革开放，居临下的兼收并容，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便构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气象。

北京的一大气”就大在这里。

四、霸气与和气

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小”

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自己的钱少，到了圳才知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是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去，就像珠了大海，看都看不见，影儿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容量太大，纳其中的事就显不“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天大楼立桥那些庞然大，在北京也显不有多大。

更何况，北京，又是怎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的遛鸟老，没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吃火烧或者炒肝儿，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普通话”一样。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们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大，气大，架（或者礼）也大。“大气”可以说是北京人的一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大事，说大话，讲大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则叫“神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连喝茶，也钟“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一小地抿，那还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响，东北胡（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的豪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一般是涮羊，两肋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去”古和使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地只是“不吝啬”依照杨东平的解释，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敢为、超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汉人的“不囗”与之相似。不过武汉人的“不(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则重在“”所以武汉人极其憎恶“鬼”而北京人的“不吝”则很可能有表演，变成一“作派”

这作派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由服饰、举止、气、派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气”因此不但不能巧雅致，反倒要“”一才好。事实上豪往往是和虎难解难分的，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小家气”“小心翼翼”则不“豪”“雕细琢”则不“”简单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尤其北方农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较放，这放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品格，放就会变成一刻意的追求。所以，诸如抠门、松货、、面瓜之类统统都是贬义词，不拘小节虎虎则不会受到恶评。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拉喳，上贴着假，胳肢窝火臭等。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有派”能够“份”他们就怎样。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鞋反倒“份儿一。这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谈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份。无论何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华夏”看“夷狄”的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上海，连黎、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的观）。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图十一）

这自豪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上得到了加。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糊！他们聚在一起，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委办传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风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也许他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面窝窝，但只要一开，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决没有窝窝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看法，而且说得若悬河是，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土司机、店员、鞋匠或买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听到好几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是天底下，难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当然也小不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让全国各地人都极愤怒的事实是：北京各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极差（据说现在已有改观，但时至1999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仍发表了消费者的批评文章，诉说他们在北京某老字号所受的窝气），以至于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协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意见，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说，北京是“气象平凡，诸多不便”“气象平凡”并不准确“诸多不便”却是事实。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标准问”却常常因错过规定的时间而洗不上澡。本应提供的信息服务，在服务员那里也是一问三不知。至于饭菜质量，就不好说前面说过，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较虎的。你当然不能要求一个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咸菜就贴饼的人，为你致的小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