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掷的险棋。

《会议纪要》当天便通过官方渠到达国驻华大使斯和特使赫尔利手中，次日白收到发自重庆的纪要全文。

罗斯福总统读过《会议纪要》，到十分震惊。中国人的态度是他陷退两难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持赫尔利特使的建议。他告诉总统：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胜过十个最优秀的将军。但是总统在决定是否应该抛弃史迪威和对蒋介石作重大让步时仍然很费了一番踌躇，因为他同时遭到国军方和自己内心那神圣的使命的烈反对。但是国总统毕竟是有魄力和胆识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责任，懂得必须用理智排除情绪扰以便作最有利于国利益的正确选择。

英国盟友及时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意见。

“史迪威将军的确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却不好合作的伙伴，他会同所有人把关系搞糟。”蒙顿勋爵委婉地转告总统“我相信他在其他战区也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周之后，国总统复电重庆，宣布有条件撤销对史迪威将军任命的建议。又过了一周，总统签发命令，宣布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迈的国三星将军接替他的职务。

委员长大获全胜。

二十年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关系史上这场权力危机时，两个名叫曼纳斯和森德兰的国人这样写：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以为中国要依赖和服从国，国可以把自己的观任意加在中国上的思想的必然结果。然而新的思想，无论史迪威还是罗斯福，都无法从外加给他们。国民党的军队组织是由其政治制度造就的，要对其军队行改革，首先必须变革国民党政府的整个制。至于责任问题，歇尔应负发它的责任；罗斯福应负批准它的责任；而史迪威本人则应负介和促成它的责任。更一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蒋与史两人的矛盾，实质上它是两不同质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结果。”（《史迪威使中国》）

另一位历史学家易劳逸教授则写：“蒋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庙里的金漆剥落的山神。…你要从外打败它，它的确显得很羸弱，摇摇坠；但是你要让僧众来推倒它，它却又显得太大…”（《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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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必须离开！”当委员长在常委会上愤怒咆哮之后两周，史迪威从南方战区视察归来，等待他的是一国总统签署的解职命令。

十月十九日，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在这座死气沉沉的中国陪都最后停留了一天，然后取澳洲回国。

史迪威当然清楚自己冒犯了什么人的利益，但他不承认那是错误，他依然持要打败日本人必须取代蒋介石的观。歇尔是他最定的伙伴和支持者，但是歇尔毕竟不是总统。他认为总统受到赫尔利的蒙蔽，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史迪威同所有的将军一样，最看不起类似赫尔利这样的政客。政客们总是象红苍蝇一样围着总统嗡嗡叫，希图捞到一星半好，他认为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正是为了达到对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总统的命令毕竟不可抗拒。于是史迪威上将不得不象个政治角斗场上的落魄者那样暗淡无光地离开中国。他也许永远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怪圈：大的国打败了残暴的日本人，残暴的日本人打败了贪婪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却打败了他。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相生相克，循环往复。

委员长宽宏大量地来为被免职的国将军送行，同来的还有蒋夫人和外长宋文先生。委员长满脸歉意，仿佛赶走史迪威并不是他的本意。委员长提要亲自授予史将军一枚“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在华外国官员所能得到的最荣誉。但是国将军断然拒绝了。怀宽广的中国委员长当然不会计较史迪威的态度，他始终面带微笑，宽容地打量面前这个一败涂地的国将军，就像一个暴发满意地看着一个不幸破产的老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