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小说里的延续视而不见。上面，论证了金庸小说所谓的“新”的表现，所谓的“突破”的方面，要么不值一提，要么压儿就是“金学家”的误认。下面，则试图说明，金庸小说基本上仍在作为—类型的武侠小说的窠臼里翻。正像孙悟空再怎样腾云驾雾、一个跟翻十万八千里，也仍在如来佛的手心里一样，金庸小说再怎样添加了些旧武侠小说所没有的调料、彩和叙事技巧，也仍然无法撑破武侠小说这“类型”而成为非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必然有的通病，一样地在金庸小说里找到了存之所。

针对金庸小说的鼓者所谓的金庸等人的小说是“新”武侠小说，因而应与作为一类型的武侠小说区别对待的观，何满写有《破“新武侠小说”之新》（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1日）一文予以反驳。其中说：

鼓者的心论调是，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是“新”武侠小说，因此不能与古代甚至民国年间的武侠小说等同视之。在现代社会活着，当然要沾染现代社会的“新”卖时代之“新”这不假。可是，武侠小说这一文，它的叙述范围和路数，它所传承的艺术经验，规定了这小说的能和腾挪天地。看没看过都一样，无非是写几个不人间烟火的侠士，有超凡的武功和神奇的特异功能(令人想起嘘得荒唐透的气功大师和李洪志之类)，炼成人无法想象(他怎么胡编就怎么胡编，反正拣大的)的绝技和尖武；侠男侠女们又都是些多情，三角四角要死要活；天生有仇大恨要报，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寻衅打斗；这宗派那山的侠士们也因国恨家仇乃至互不服气都要比试比试；各逞祖传的或新修炼成的绝技和奇克敌制胜；如此等等。变来化去，情节不论如何翻新，都遁不这些祖传招数。又因为这些奇谈怪论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无法想象的，因此只得找某朝某代的历史故事来依附，缘饰些历史掌故，生发些人生议论以示其渊博和明。其实对历史也无异于“戏说”清代武侠小说中就有攀附雍正夺嫡的“血滴”故事之类的传说，更不说再古老的公案武侠小说之依附历史人包拯、谋叛的宁王朱宸濠等类的稗史了。即使在情节的敷述中有人生讽喻甚至是哲理的染，就算是很明的，在奇闻怪事、刀光血影、情意的整个武侠故事的框架中，也不过撒上调料、胡椒面之类，怎么也新不起来。这不决定于作家才能如何。

一句话，武侠小说的文及其创作机制决定了它变不新质，犹之吉卜赛算命、西方新占星学，和老式的《麻衣》、《柳庄》、“五星平”样虽不同，都是宣扬定命论的谬说一样。如果比喻得再通俗易晓一些，也略为刻薄些，则就是，三陪女、发廊女、洗脚女，诚然是新样，但和旧式的北京八大胡同的“姑娘”上海会乐里的“先生”一样，其提供特服务的实质则同。

何满先生在这里并没有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行的文本分析，只是就作为一类型的武侠小说发表看法，但何满先生认为，这看法也必然适合于金庸小说这个个案。即使本不读金庸小说，也同样可以对作为武侠小说的金庸小说这评价——“看没看过都一样”在这篇文章的开，何满先生还说到，杂文家鄢烈山在表示拒绝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时，因声明自己“从来不看这类玩艺”而遭到“畅销书拜教徒的教授”的“申斥”：“既然没有看过，怎么有资格妄加评论？”何满认为，这“申斥”是没有理的：“没有读过，怎么能凭空批评？这理似乎很过。但也未必置之四海而皆准。”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过，研究过，然后才能发表看法——这是一准则，也是一常识。但何满认为，在对待金庸小说的场合，这准则，这常识，未必合理。对金庸小说，即使不看，也能基本知是什么货，也能表示拒绝，批判。在对金庸、梁羽生、古龙一类人的“新武侠小说”表示非议时，其实不止何满一人显示这不看而“骂”的态度。而推崇金庸的人，往往也抓住何满们的这“破绽”不放，以不看就批评为证据，证明何满们对金庸小说的非议态度本就是很恶劣的。有位论者甚至宣称《破“新武侠小说”之新》等文章中表达的对金庸小说“不读也能批评”的观，连同文章的标题和行文方式，都是“‘文革’式招式”（见徐建《神文明建设中的豆腐渣工程》，载《粤海风》2000年第5—6期）严家炎先生也把何满的这说法与“20年代末期”创造社的“‘左’得可笑又可怕”的诸人对鲁迅的谩骂相提并论。（见严家炎《以平常心看新武侠》）不读金庸武侠小说是否能对之发表看法，换言之，是否只有把金庸小说至少通读一遍才能说一声“不喜”在关于金庸小说的争论中其实是一个并不算小的问题，也值得辩一辩。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何满、鄢烈山们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以“不读就不能批评”的一般原则来指责何满、鄢烈山的人，恰恰是自己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上，实行着“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