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严家炎摘取了《天龙八》和《鹿鼎记》中的分情节来证明自己的观。面对《鹿鼎记》“塑造有明君康熙这个杰人”严家炎更是无条件地肯定，认为“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神的生动现”其实，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完全是为故事的好看而设置的，与其说其中寄寓着金庸的“现代意识”毋宁说浸透着金庸对其时香港读者味的揣、把握。金庸制作那一大批武侠小说时，香港尚属英国民地，异族人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金庸小说的读者都是通常所谓的“亡国”而金庸喜设置一个民族冲突的背景，与香港其时的这现实恐怕分不开。金庸最初写作的《书剑恩仇录》，就有着反清复明的思想，与后来的《鹿鼎记》对满汉关系的理就大异其趣。我以为这是因为其时香港的传统文化氛围还很郁，大众读者还有着“故国之思”所以金庸要用一个反清复明的故事来迎合读者的情绪。而后来，香港的群众心理发生了变化，金庸小说对民族冲突的写法也随之而变。至于把塑造了康熙这个“好皇帝”的形象视作金庸的“重要贡献”和“现代神的生动现”就不免让人对严家炎先生自的“现代神”表示怀疑了。封建社会的皇帝，作为独裁者，是没有很本质的区别的。当然“仁君”与“暴君”、“有明君”与“无昏君”会使“民”的生活状况有所不同，后人在对他们行历史的评价时，也应区别对待。但是，在有现代民主意识的人看来，再好的皇帝，也是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再好的皇帝，在实质上也是人民的敌人，有之君与无之君的区别，充其量也不过就像有之盗与无之盗的区别一样。这一无关乎皇帝个人的品德才能，而是那专制政所决定的。这本是常识中的常识。对“明君清官”的歌颂，仍然是为了迎合往往“想隶而不得”的中国人渴望“稳隶”的心理。而严家炎先生竟以“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的‘圣君’标准”为由，来赞金庸对康熙的赞，真有些匪夷所思。“圣君”云云，难是一“现代观念”吗？儒法两家的思想中，难能找到原原本本的“现代神”吗？严家炎说：“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歌颂康熙的作品。”但这样地歌颂康熙，无论是用现代光还是用历史光去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承认清代比明代将国家理得更好，不等于将几百年间满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一笔抹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且不说它，那“留不留发，留发不留”的严酷措施，在康熙一朝不是实行得毫不糊吗？在“中华民族大家”内，当然应该破除“汉族本位”的观念，然而，有清一代，实行的不分明是“满族本位”吗？也许不应该责备金庸，金庸本就是在“戏说历史”哄读者开开心而已。该责备的，是拿这戏说当真的学者。不过，金庸对历史的“戏说”却又并不是随意地说。在民地一隅的香港，金庸对异族统治者的歌颂，或许正是摸准了“稳了隶”的读者所有的某心理、情绪吧？《鹿鼎记》里，康熙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中国皇帝，虽然说比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惜百姓，励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恢复朱明，难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这番话屡被“金学家”们引用，严家炎先生在这篇《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神》里也引用了它。康熙这番话当然说得情理，用现代的光来看，当初的“反清复明”也是封建意识作怪。然而，如果考虑到康熙这番话是金庸首先写给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读者看的，事情就变得颇堪玩味了。康熙可以对韦小宝说这样的话，而70年代的港督，难不也可以对港人（例如金庸）说这样的话吗？——挑明这一层，仍然丝毫无意于责备金庸，更不是要给金庸上“汉卖国贼”的帽。金庸这样写自有他的理由。这理由就在于首先要投合广大香港读者的味。这里谈不上什么历史观，更与所谓的“现代神”不沾边。

在《神雕侠侣》的后记里，金庸声称“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描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金庸的这自我标榜，也成为对“金学家”们的命题作文。不少人衷于分析和研究金庸小说主人公的“叛逆神”严家炎先生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神》中，也将这一作为金庸小说“现代神”之一：“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小说大不相同，本告别了‘威福、女、玉帛’的封建价值观念，渗透着个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的人，他们率而为，行侠仗义…他们我行我素…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有重的个主义彩。杨过便是其中突的一位。”接着，严家炎对杨过的“叛逆神”有这样的描述：

在世俗人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抛开这名分不，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妻。”即使知小龙女被人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

归纳起来，杨过的“叛逆神”也就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顾“礼法习俗”而要与本是“师傅”的小龙女结为夫妇；其二，在小龙女被人污而“失”后，仍不改初衷。

仍然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