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稽。方武在《“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中说得好：“他（金庸）是如同玩文化一样，人、情、现实只是系在商品上的彩而已。”衷于谈论和研究金庸小说中的情者，总喜拿《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作例。方武也通过对杨过与小龙女情的分析，对金庸小说中的情行了“解构”方武指，小说中的杨过对小龙女，与其说是情，毋宁说是一“信义”杨过下山初始，偶遇陆无双，便怜之意顿生，想“伸过去，要亲她”但“顿时想起小龙女来，跟着记起她要自己立过的誓：‘我这一生一世心中只有姑姑一个，若是变心，不用姑姑杀我，我立即杀了自己。’”这样才捺住了心中的“邪念”可见维系着杨过对小龙女的忠诚的，不是纯洁的男女之，而不过是一“信义”不过，金庸这样写，却并非没有理由。对于华人读者来说，这由“信义”支撑的情，或者说，这由“情”包装的信义，比“纯情”或许更有人的力量。所谓“儒教文化圈”的人，往往把对山盟海誓的信守，视作男女之情的最境界。无数人，包括一些有博士、教授衔的“大雅之士”都为杨过对“邪念”的克制而动，却不能意识到“邪念”的产生本就显原有情的限度，也证明他们的情观还是很不“现代”的。关于杨过与小龙女的“情”问题，下面还有机会谈到，暂且放下。

二、“现代神”质疑

对金庸武侠小说之“新”论说得最用力的，还是严家炎先生。1994年10月25日，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仪式上所作的贺信中说：“金庸小说的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文学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辉篇章。”（见严家炎《答〈拒绝金庸〉》，载《南方周末》1995年1月13日）把金庸小说的“创新”视作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可与“五四”文学革命相媲的革命，其评价之，也可谓无以复加。那么，这“革命”表现在哪里呢？严家炎在最有“权威”的《文学评论》上发表过《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神》（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一文，从数角度阐释了他对金庸小说的“现代”所作的理解。在地阐释金庸小说的“现代神”之前，严家炎调：“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变革、改造的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由此可知，严家炎指的金庸小说“现代神”的表现，也就是金庸小说的“革命”的表现和金庸小说之所以为“新”的标志。至于严家炎从金庸武侠小说中看的“现代神”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金庸小说从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杀戮这观念”结合对《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等作品的分析，严家炎地论证了金庸是怎样“批评和否定”“快意恩仇”和任杀戮的观念的。金庸小说的故事和议论芜杂繁，大抵是怎样好看便怎样写。从金庸小说里摘取几个情节来证明金庸有某思想、某观念，这方式的合理本就是值得怀疑的。要从金庸小说里摘取另外几句话、割取另外几个情节来证明金庸是宣扬快意恩仇和任杀戮的，也并非难事。至于“批评和否定”“快意恩仇”和任杀戮是否就算得上“现代神”更是大有商量的余地。“怨怨相报何时了”是中国民间古已有之的叹，唾面自、逆来顺受也是传统的国民神之一。主张“快意恩仇”固然不是“现代神”但其反面，也未必就是“现代神”我们知，严家炎曾把鲁迅说成武侠小说的者，并且把《铸剑》说成是“现代武侠小说”而鲁迅是明确地主张复仇的，是情地讴歌民间的复仇神的，自己也曾宣布对于怨敌“一个也不宽恕”至于被严家炎贴上“现代武侠小说”标签的《铸剑》，更是一曲复仇神的赞歌。当严家炎将“批评和否定”“快意恩仇”作为“现代神”来肯定时，显然意识到了这“现代神”与“鲁迅神”的冲突。既然已经把《铸剑》说成“现代武侠小说”就无由再把它贬成“反现代神”的“现代武侠小说”于是，严家炎糊其词地说：“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称颂了眉间尺、黑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然而，这里的问题又来了：金庸小说难不都是写的“专制统治下”的事情吗？所谓“武侠”难不只能现于“专制统治下”的非法治时代吗？同样的时代背景，为什么金庸“批评和否定”复仇是“现代神”而鲁迅讴歌复仇也是“正义”呢？也真亏了严家炎先生，竟从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找了鲁迅的几句话，来证明鲁迅也是反对“快意恩仇”、任杀戮的，而得的结论是：“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的，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却大相径。”严家炎先生绕来绕去，就是要割断金庸与武侠小说传统的联系，将其嫁接到新文学传统上来。

严家炎指的金庸小说“现代神”的另一表现，是“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互相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