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多少遍，但都无可否认，这是一伟大的书。

二、书生和市民的较量

《鹿鼎记》也是一关于书生与市民较量的书。

小说的开写的是传统文人“一箫一剑平生意”的想象。“船舱门呼的一声，向两旁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现舱，负手背后，脸微笑。”书生和侠客，在这里相遇了。

正如龚自珍的两首诗中写到的：“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乙亥杂诗之二十八》）“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和龚自珍一样，当纸无法或者不能满足铺叙家国想象的需要，当沾饱墨的笔无法扫朗朗乾坤时，知识分或文人，他们渴望着，能用剑向当权者表示反抗，能诉说自己的理想，或者能用它替自己想象中的一群人打一条坦途。这些被塑造的儒侠形象，即使泰山要崩于前，他们也必须保持他的温文儒雅。这个时候，也就有了陈近南。

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写顾、黄、吕在舟中论略国事，密谋改天换地，言谈之间，见凛然侠气，铺展开历史的哀音。然后，这几个在另一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真正的侠的人，面对统治者的武力时，惟有束手待擒。连自杀的机会都找不到。历史写到这里可谓衰痛至极。然而，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陈近南是一个装扮成文人的侠。他武功智技冠天下，手下有天地会会众等一帮死士，还有顾、黄、吕、九难公主、沐王府等文化、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持。行反清复明大业时，更有吴三桂、神龙教等与清廷相牵制的力量，同时还将卧底派到皇帝跟前，并成为皇帝跟前的红人，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他却无法一直微笑下去，甚至连陈家洛那样的幸运也没有。论理，作为一个当家的，陈近南远比陈家洛优秀，前者，永远从大局着想，包括收韦小宝为徒，让他当上青木堂的堂主，容忍郑家少爷的百般猜忌和无理取闹，死于其手还要求徒弟不报仇；他了解天地会的兄弟，懂得容忍他们的短，维系他们的团结一致，推“反清复明”的目标。后者毕竟还是个有理想但臭未的书生。陈近南这么有才能有气度，却没有赢得陈家洛功成退那样的潇洒，陈家洛带领一人众威乾隆皇帝，最后远走大漠，而陈近南却连笑都不能笑。他死于一场偷袭，一场跟卑鄙小人有关的偷袭。大人死在小人之手，这就是他的结局。

然而，这还不是他悲剧的真正所在，他悲剧的真正所在是，被他视为得力将的韦小宝，乃是一个只认“有便是娘”的市民。市民与书生无下之别。但我们无法否定的是，这是多么不同的两人！这两人走到一起，无疑将充满悲剧的冲突。

故事的结局是陈近南被郑克塽杀了。“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陈总舵主虽然英雄卓越，终于不能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他的遗言是：“小宝，天地会…反清复明大业，你好好，咱们汉人齐心合力，终能恢复江山，只可惜…可惜我见…见不着了…”这样的话对于韦小宝来说，跟耳边风没有任何区别。虽然凭着一江湖义气，他一直执意不择手段为师傅报仇，但也正是凭着一江湖义气，他一直执意不肯刺杀康熙，甚至在神拳无敌夫妇和儿三人行刺这样的关键时候，不但不遵师命，而且密报康熙。这等于是卖自己的朋友。但是这样一个人却一生履险如夷、逢凶化吉，而且最后还有—次特别的机遇。

这次机遇的发生，金庸先生再次借了顾炎武、查继佐、黄宗羲、吕留良这些当时大儒作为角。和上次跟陈近南的晤谈相比，这几个大儒与韦小宝之间的谈话内容上升到一个惊人的度：“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鞑皇帝信任，只要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知识分或者说书生可以对政治革命有独特的珍视，甚或某畸形的好与怀恋。但如果将之过渡到那些挣扎在平庸中、为了日常琐碎而蝇营狗苟的市民，或许是一残酷的、毫无人的激情。小说把儒侠陈近南的事业完完全全托付给市民韦小宝。而这个逻辑是，刘是个大氓，朱元璋是个混混，唐太宗是靠杀了哥哥和弟弟坐上龙椅的，顺理成章地给韦小宝黄袍加。从书生救国到儒侠救国再到氓(氓是市民的一）救国，这样的逻辑让人看到了历史的残酷与无奈，或者说顾炎武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其实是在维护一个虚伪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传统。正如，天地会的人在争谁是正宗一样。

再回到开见到的那个“负手背后，脸微笑”的书生，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一辛辣的讽刺。如果说，第一回的铺垫给予陈近南的是惊鸿一瞥般的彩亮相，那么，整个一书五十回的铺垫给予韦小宝的是讽刺的无奈退场。作为一个市民，虽然一度震惊于书生的大胆，韦小宝还是以其独特的“有便是娘”的逻辑将几个书生所有到的、世故的、老辣的历史见识付诸一个玩笑。在一个市民甚至是无赖的中，几个书生所会到的大，尽是以那样到、世故、老辣的方式表达来，依旧是无法抵挡他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也许，正是人们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使他们认了“有便是娘”使他们宁愿匍匐卵翼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也不愿意跟着别人起事吧。这样的人们，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段，总是占据着绝大多数。因此，那些生不逢时的英雄们，虽然渴望改换世界，有文采有武略，也逃不了饮恨吞声或者杀成仁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