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的矿化度，氯化、硫酸盐、铁”

到现在，自来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井，或者在三车焊一个箱，拉城，在窗底下叫卖“甜”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钱一桶，买存在小缸里，用这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

我想我们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都是的，没法走…”

我上网查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二十四万人喝的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布在“汾河两岸”在术语里，这叫“地带分布”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溉，加上农药化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渗透。

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着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连着矸石、岩石、泥土，天在河边堆着，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我们二〇〇六年见过五层楼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都会向地下潜溶一些。”

我听得直。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都是荷——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觉。孩心，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产业。

二〇〇三年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着白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的司机直着脖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无法扩散，全窝在里了。

回到家，嗓里像有个小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鼻炎，我妈打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了一个中药柜，我跟我妹的童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

“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重的样。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河里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