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黑暗里，她用手一摸，他满脸是泪。他们抱在一起哭。“他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的痛。”

她说：“我恨他，我也很可怜他。”

我说：“从你的描述当中我想象你丈夫内心的经历，他过得也很痛苦。”

她说：“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的笑话，给人造成的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倒，也不相信有同恋这个事情存在。”

很多同恋者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伙伴。我们对浴室经营者的调查显示，这方式中主动使用安全的人非常少。一个提供服务的男工作者说，多的时候一天他大概与四五个人有接，大分顾客都有婚姻。

“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中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

他说：“传播给他的家人。”

大玮是发生第一次关系之后，就染艾滋的。

“你为什么不用安全？”我问他。

“我连安全都没见过。”大玮说。

他在前像每个稚的孩一样。“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他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知，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带在边，怕别人发现。

“安全对国人来说意味着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恋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恩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和一本宣传册。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的包，没有拉锁。到了吃饭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上用背靠着，张地压了又压。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这只可恶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厅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从一个女人的包里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筷。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把生育当作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烈的自杀念，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份的空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