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爷喋喋不休的时候，李始拿了笔，拿了那本灰的笔记本，让七爷自己写上这次又借了多少钱。一开始，七爷对这留下字据的借钱方式，到奇耻大辱无法接受。他不明白为什么李始突然会玩起这招，显然是有意刁难，显然是让借钱的人下不了台。七爷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然而他的态度仍然还有些蛮横，一边抖抖颤颤地写着，一边解嘲说，写了恐怕也是白写，因为他本就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有钱还债。

李始笑着说，什么时候还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能记住有这件事就行。

七爷说：“我当然记着。”

七爷又说：“我忘了什么时候过年，也不会忘了这钱。”

李始不仅让写上这次所借的数额，还让七爷把前几次借的钱，也统统一起补写。

七爷的脸立刻很难看，嗫嚅地说：“这，这就用不着了吧！”

李始不说话，他这时候不说话，就是意味着七爷必须照着他的意思去。在关键的时候不说话，这是一非常有效的攻方式。七爷只好让步，他故作轻松地说：

“好吧，一共是多少，你说来，我写上去。”

李始报了一个数字，七爷一怔，在心里盘算了好半天，摇摇，叹了一气，把数字写了上去，写完了，歪歪扭扭地签了个名。李始接过笔记本，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又去找来印泥盒，让他在名字旁边上手印。七爷到这时候，脾气全没了，伸指，在印泥盒里沾了沾，非常不情愿地留下自己的指纹。每次借了钱离去，充满江湖习气的七爷心情都不是很痛快，他只是若无其事的样，内心却不得不在哀叹。他本就受不了李始的小人得志，很显然，七爷每次都是憋着一气离去的。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仅七爷要白纸黑字地留下字据，留下自己的指纹，谁跟李始借钱都得经过这个形式。一开始，不要说是借钱的人心里不痛快，甚至连李始也觉有些别扭，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李始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表现来的执迷不悟到惊奇。可是大家很快习以为然，天下的许多事也就是一习惯，李始习惯了低认罪，习惯了忍气吞声，习惯了别人跟他借钱，也习惯了别人在灰笔记本上留下欠条。习惯了就好办，习惯了就是自然，习惯了大家就都能接受。情况显然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终于有一天，李始突然好运照，在新来的军代表的提议下，被任命为戏校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突如其来的提升让李始有些找不到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虽然在棚里待的时间差不多是最长，虽然这几乎于所有革命群众的意外，虽然大家都以为他的反动罪行最严重，然而李始摇一变，从此的好运就再也没有间断。

李始成为三结合的对象，被当作业务骨重新启用。戏校的一切，仍然是工宣队和军代表说了算。革委会副主任一职相当于后来的副校长，好在文化大革命已经把当官的威风给革掉了，上任伊始，大家并不把李始这个副主任当回事，本就不把他放在里。人们忘不了他被打倒时的那份狼狈，忘不了他在棚中的洋相，忘不了他恢复普通群众份后的猥琐形象，忘不了他见了谁都哈腰，和谁说话都赔着笑脸。就算是给了他革委会副主任的衔，也不可能改变他的臭老九份，换句话说，如果他放松思想改造，想趁机翘翘资产阶级的尾，革命群众随时随地可以再次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

李始让人借钱时留下字据的法，并没有把别人吓退，恰恰相反，反而落下了一个不小的笑柄。在李始被任命革委会副主任的第二天，几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找上门来，他们向李始说了一堆祝贺的话，然后希望他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要全心全意地站在革命群众一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些人与其说是来祝贺，还不如说是来向李始示威。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弥漫在学校中最不健康的风气，是让所有人都到疼的派，隶属不同造反派组织的年轻人拉帮结派，斗过来斗过去。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凡是在造反派组织中当过小目，临了几乎没有不挨过整的。但是，即使是挨了整，在心理上仍然占优势，本就不把自己曾经批斗过的李始放里。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李始在“文革”中期就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运动初期造反派中的风云人仍然心有余悸。

话剧班毕业留校的季士清，就是李始心目中最大的。季士清在戏校大名鼎鼎“文革”初期是造反派的显赫首领“文革”中期是“五一六”后来又是“三人”除了在一开始，以后的各次运动，都让他狠狠地吃了一些苦。他生得大威武，仪表堂堂，最风，尤其喜充当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英雄好汉。作为造反派的目，季士清对自己没有被三结合革委会到很气愤，他到了李始家，看什么都不顺，对着李始上下打量了一番，以一不屑的吻说：

“我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临了，享受革命成果的，却是你们这些应该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李始涎着脸，不知说什么好。

季士清又兴师问罪地说：“都说你留着一本变天账，专门记别人借的钱，这样吧，今天你也开回恩，让我也凑个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