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最喜玩的游戏是“官兵捉盗”有时候成年人对盗的传说，要比对革命党更有兴趣。如要说王金发追随徐锡麟去日本，只是他辉煌的传奇生涯开始，那么他一度为匪，占山为王，则是他的传奇乐章的。在这之前，他据徐锡麟的安排去，后来又听从女侠秋瑾的指挥。徐锡麟和秋瑾殉难了，王金发顿时失去了革命的方向。白恐怖日趋严重，革命陷了短暂的低时期，和党人的联络中断了，作为清政府到缉拿的重对象，王金发屡屡陷于十分狼狈的境地。当土匪自然有充分自由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非常艰难的一面。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会站在“匪”一边，恰恰相反，除了特别了解王金发的人之外，大多数穷人很可能会去向官府告密。事实上，王金发不止一次陷困境，为了逃命，他不得不率逃山。秋去冬来，天寒地冻，加上官府的追捕更加严了，王金发的日越来越不好过。

正当王金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日本东京的孙中山，发了指示:“秋瑾虽已捐躯，火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同志。”1908年，革命党人浙江的另一位领导人陈其，从日本风尘仆仆回国，为了重浙江反清的革命烽火，再聚光复会旧人，陈其多次派人密赴嵊县。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叫杨侠卿的同盟会员终于找到了王金发。于是王金发再次和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脱去了上海。手下人如何安排，史料上没有留下记载。王金发是大孝，临行，没忘了带上自己的老母，还有他第二个老婆沈雄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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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打岔说一说陈其，又很难继续往下叙述。陈其是蒋介石的恩师，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陈其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起义中，蒋介石和王金发，是陈其手下冲锋陷阵的两员得力大将，因为陈其的关系，蒋介石终于获得了随孙中山左右的机遇，这机遇使得他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青云直上，最后成为国民党中的第一号人。国民党中著名的“二陈”即陈果夫和陈立夫，是陈其的侄，这“二陈”在后来一再被蒋介石重用，显然和蒋的报恩思想有关。1916年，陈其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亡以后，蒋介石曾将其尸首搬到自己家里棺成殓。当时孙中山也在上海，亲临现场吊视遗，抚尸大恸。由此可见陈其和蒋介石，陈其和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

浙江籍革命党中，由于徐锡麟和秋瑾已经殉难，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中，应该是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和陈其四大将，前三人都是光复会员，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其中章太炎和蔡元培文人气太重，是文化名人，不擅搞暴力革命，陶成章不一样，他是光复军的领导人，有一个咄咄人的绰号叫“焕盗”陈其似乎没有参加过光复会，他直接参加了同盟会，从资历来说，陈其要比这三位低一些，然而其功劳，却在三位之上。陈其是革命后的第一任上海都督，在光复上海，光复杭州，组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等历史事件中，有着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孙中山曾说过:“陈君为吾党健者，第一次革命，于沪上握东南之锁钥，其功最大。”

相反，蔡元培章太炎以及陶成章，在光复之役中，其功劳和冲锋陷阵的陈其相比，要逊得多。陶成章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不到半个月之际，被刺于上海广慈医院。1991年南京大学版社版的《陈英士纪年》，在这一年的1月14日一栏，仍然明确无误地写着:“凌晨二时，指使蒋介石派人于广慈医院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后面还引用了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文章，确定陈其是杀陶成章的主谋。陈其是否真的指使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这一直是个扯不清的案。有个化名叫岑梦楼的，写了本小册《王金发》，在王金发死后不久印行，据说发行了几万册，当时可算是了不得的畅销书了。在这本编造痕迹很的小书中，王金发被说成是刺杀陶成章的凶手。这说法一度很行，即陈其指使蒋介石，蒋介石又安排了王金发。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我觉得鲁迅的看法可能最接近正确，鲁迅与王金发和陶成章都认识，和陶的关系要更一些。陶成章被刺大殓时，穿黑呢大衣，拍了照片，有人将这照片寄给在绍兴的鲁迅，鲁迅看了照片，还了泪。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问过鲁迅，会不会真像小册上所说的那样，是王金发枪杀了陶成章，鲁迅很生气地说:“造话！”“造话”是绍兴土语，意思是瞎说和编故事。人们所以会对历史有兴趣，有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文字和传的历史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瞎说和编故事。尽鲁迅先生和蒋介石也是同乡，但是作为章太炎的弟，鲁迅对蒋介石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印象。鲁迅骨里是文人气，他不喜蒋介石上的狼人作风，有趣的是，鲁迅明明知陶成章的死和蒋介石王金发无关，但是偏偏不写文章辩诬。周建人说鲁迅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曾专门对陶成章之死作过调查，结果他带些赌气地说:“蒋昧了良心，宁可错杀九十九，冤杀了千千万万好人。现在让他着皇冠背黑锅，活该！”此时，蒋介石已经得到天下，鲁迅觉得自己本犯不着替他说话。

也难怪王金发会有刺杀陶成章的恶名。好事不门，恶名传千里。1908年天，王金发到了上海，很快就成了搞暗杀的职业手。他本来就是绿林好汉，陈其誉他为“聂政”一样的英雄，搞暗杀正合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脾气。在初到上海的一段日里，王金发被人津津乐的事，是毁家纾难，1908年的夏天，王金发偷偷潜回嵊县老家，将家产统统变卖了，然后将所得银两，全捐给了同盟会，至此，王金发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谢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曾说其母“售田得资，以供季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学之学费”显然不确，因为王金发本就没有去日本。很可能是王金发向母亲隐瞒了这笔钱的正式用途，事实上，陈其和王金发等，正是利用这笔钱，在上海接盘了天保客栈。有了天保客栈，便有了一个联络各地会党志士的机关。

王金发成了天保客栈的老板。上海有租界作掩护，清政府拿革命党常常无可奈何。1908年冬天“两浙各府属代表”聚集上海，筹议举事计划，会还没开，就有人向官方密报，于是天保客栈被抄，一位叫张恭的同志被捕。经查，卖这一情报的是刘师培。刘师培早年同情革命，颇负才名，也算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天保客栈被抄，张恭被捕，江浙武装计划就此夭折。陈其召集党人商议，说报此仇，非有“聂政”不可。于是王金发“慷慨自任”带着枪便去找刘师培算账。许多书中都记载了这一幕，王金发拎着枪，找到了刘师培，二话不说，就要扣动扳机。刘师培吓得跪地求饶，发誓将以自己的命，确保被捉同志张恭的生命安全。事后，刘师培果然到端方那里苦苦哀求，求端方万万不能杀了张恭。

这样的故事今天说起来，多少带有一些稽彩。刘师培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家传文字训诂之学，宗古文经学，擅长以字音推求字义，以今言通古语，并用比较通俗的文字，编定经学和文学等教科书。他的文学论文，也常有独到见解，对中古文学史颇有研究，撰著很多，辑有《刘申叔先生遗书》，共74。以学术地位而言，刘师培在近代学界，可以列大师级，但为人，却是小事清楚，大事糊涂，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永远为人所不齿。一是当了同盟会的叛徒，卖同志。一是后来袁世凯称帝，刘师培名列筹安会六君之一，再次成为国人里的小丑。

由于王金发对刘师培的恐吓，张恭的命终于无虞。刘师培无脸面在上海住下去，逃之夭夭，他妻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不知后怕，继续在上海滩鬼混“天酒地，吐漱生云”并打算一步卖革命党人“某日汪自院，金发邀之于途，枪击毙之，从容而去”从1908年到上海，直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王金发在这期间，一直是陈其手下的重要大将。他的份，颇有些像锄团长，或者是暗杀队长，惩治叛徒，暗杀细，经他手送命的坏分，可以开长长的一串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有专与革命党作对的青帮，有吞没革命党人募款的香港某公司经理，有与侦探差不多的石某。王金发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他于浙西和皖南，曾到香港学习制作炸弹，而且还去过南洋的新加坡。

暗杀活动，在清朝末年曾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手段。自徐锡麟暗杀恩铭以后，革命党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暗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10年汪卫慷慨赴北京“引刀成一快，莫负少年”刺杀摄政王载沣。当时的宣统皇帝还是个孩，刺杀摄政王等于刺杀当今皇上。和汪卫的壮举相比，王金发的暗杀要逊得多，可是也实际得多。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几年，王金发是一个富于传奇的实家，是侠客，是义士，是革命的打手。在公理不申、黑白颠倒的社会里，暗杀会使敌人受到震慑，使胆小鬼闻风丧胆。暗杀能解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勇，但是不可能解决最后的问题。暗杀虽然很刺激，很有英雄气概，有时候却会使问题走向反面。事实上，暗杀的手段一旦被滥用，就会表现为不分青红皂白。

在王金发诸多的暗杀中，譬如被许多人称的“枪杀胡南”就有些莫名其妙。胡南被杀的理由，是因为曾联名向绍兴知府贵福告密，导致了秋瑾女侠的被捕和被害。这说法显然有些牵，把秋瑾蒙难这么大的事，推在一个地方的乡绅上，那是不负责任的小说家的想法。以王金发之手，枪杀一名毫无防备的乡绅，实在易如反掌。胡南在完全不明白的情况下，被革命党人在大街上击毙。胡当时是清查公款公产董事，他以前办过府学堂，办过劝学所和禁烟分所，为人心平气和，且品端学粹，蔡元培后来写过《胡南传》，专门为胡辩冤。事实证明，暗杀有时候也会草菅人命。不过，杀错就杀错了，革命，真杀错几个，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杀错了，还不许辩诬，就有些惨了。王金发死了以后，革命党人写文章纪念他，陈去病称其为“莽男儿”一个“莽”字，十分传神。王金发一生中，大多数的时候，是在扮演拼命三郎的角。王金发上的戏剧，就在这可的“莽”字上面。

王金发似乎还没到杀人如麻的地步。不王金发有多莽撞，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被刺，肯定和他无关。王金发是个讲义气的人，和陶成章情同手足，下不了那个毒手。事实上，陶成章之死，不仅和王金发无关，而且和陈其蒋介石也无关。辛亥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就是想自相残杀也来不及。文字记载的东西，不一定都靠得住，查找旧档案，阅读民国时期的旧报纸，很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误会，我们往往会忽略掉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就是当时有大量的报纸，是袁世凯的御用文人办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御用文人更不要脸的。在有关王金发的大量文章中，诬蔑的文字要远远地超过赞扬的文字。因此，说陶成章死于王金发之手，显然是无中生有。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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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对王金发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谢震在《王季君行述》中谈到他辛亥革命前的经历时，曾不无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