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福布斯回答，‘我们有据认为你从外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理它。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抗议，行抵抗，都徒劳无益。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车，三个人都坐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火里。然而，没有一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给女搜查员。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

“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境可怕到了极，迄今为止，我只顾行动，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因此我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后果如何。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境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已告诉你，我在学校时，是一个胆怯而的孩。我的格就是这样。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外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一意外事故的。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我不知我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我。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铁卢，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次的疯。

“你可以想象，当医生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样时的情景。

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寸断。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便把经过对我家人讲了一遍，但无济于事。谁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了这间心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神经极度错，要不是哈里森小在这里，还有医生的关心，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安妮小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我什么事都能来。我的脑逐渐清醒过来，不过只是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这件案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说明，虽然用尽一切办法，却找不到任何线索；运用各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也未能把事情清楚。于是警方又把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上，读者当还记得，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他实际上只有两可疑：一是他走得晚，另一是他的法国姓名。

可是，事实是，在他走以前，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他在习惯和情上，象你我一样，是英国人的。无论怎么说，也找不什么确实的据把他牵连去。于是这件案到此就停下来。福尔斯先生，我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上了。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

由于谈话过久，到疲乏，病人便斜靠在垫上，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斯向后仰，双目微闭，坐在那里默默不语，在一个陌生的人看来，似乎是无打彩的样，不过我知这表示他正在非常张地思索着。

“你讲得很明白，”他终于说“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明白。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

“一个人也没告诉过。”

“比方说，这里的哈里森小你也没有告诉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沃金来。”

“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你吗？”

“没有。”

“你的亲友中有人知你办公室的路径吗？”

“啊，是的，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

“当然，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那么这些询问就没有必要了。”

“我什么也没讲过。”

“你对看门人了解吗？”

“我只知他原来是一个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