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到极，对生活厌倦到极。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①德莱弗斯事件前后经过七年方始结束。

他们在屋里没有一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岂不愿意声张。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嘻嘻哈哈，蹦蹦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孩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的亲。女孩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其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訇訇搬动家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象一关在笼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的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利斯朵夫的带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朴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情忧郁，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末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利斯朵夫说。

“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可见你是没有孩的人。”

“倘使我有孩，我还是一样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乡土、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罢！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工人，叫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来的人，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的，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神，直勾勾的瞧起人来象螺旋一样尖锐；淡黄的短髭，有讥讽意味的嘴，语调很低，声音象蒙着什么似的；脖里裹着围巾，因为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自大，喜挖苦，嘲，满肚的牢，骨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教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的事，学过各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了迷。他脑里都是大革命初迫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脑里冲突不已。他神上是人主义者，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傲，他知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象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这一；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的解决了。他到能发见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见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忱，因为不知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呆在克利斯朵夫屋里的时间，会比呆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了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神奇的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脾气杜门不的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看不准确的年纪，大概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发都秃了，胡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巧，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黎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党派，心平气和的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煽动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有世界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是哪一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的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都没法知。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她长着淡黄发，黄睛，苍白的脸，血很不好，侧影很难看，很，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到极，那简直是他的一神秘的温情，象梵桑-特-保尔①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关，也明白一般慈善团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①梵桑-特-保尔为十七世纪时圣者，以救济孤儿著称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