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奥里维的帮助，他发见在那些僭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炼而质朴的艺术。在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特尼平原的中心，一群无愁无虑的野兽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利斯朵夫不胜惊奇的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蔓长的野草，

整齐的草原悲鸣，

温柔的杨柳呜咽，

还有那小溪也会低：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

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育未来的。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世界上所有的：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仑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作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

克利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前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利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作。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问结果如何，那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了多少力把法国音乐从一八七○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响乐，没有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柏辽兹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赛查-法朗克对他特别显得可。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象德国的老许茨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黯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的过了一辈，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他的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的光彩。

克利斯朵夫因为没参透法兰西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

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受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梭阿-米莱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清明的斯德更加渗透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神象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怆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斯德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莱那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斯德那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在①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平民的政客尽信诬蔑也没用。奥里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

①斯德为近代研究细菌学之始祖，故言"无穷小"的天地。

他又指克利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象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的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毅不屈的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非洒尽血泪决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旗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烈的自由主义的激。新数和犹太数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这宗教的狂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悲壮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末这些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神与宗教诚而论，和条顿会①或日本武士的理想完全相符——

①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质的日耳曼团。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那些人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象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