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久天长祖先的墓碑，我们今天在碑旁围坐着，好似异教徒忧愁悲伤，在我们上雪冰凉的落着，雪定要从天降，迎你下凡，雪，在天上你也没有地方

“接着，突然声音变得调起来:‘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清新又凉，既有女人和，还有扑克威士忌。哈果尼碧空月，今日照得人畅，一大堆兜里的钞票，叫你这大笨嘴儿哈哈笑。’———之后，声音突然变得亢雄壮，叫人骨悚然:‘神在我小的时候，常救我脱离人间的喧嚣和苦恼，我平安无事地在园林的丛中游玩，天堂的和风拂着我的面颊，向你伸柔臂的草满心畅，令我心怒放。’这些我再过五十年也背得来。她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几乎每天晚上，一天唱几次，您想想:莱尼唱这歌时用的是纯正的、一本正经的标准德语，而她平时只说她那的莱茵方言。真的，这叫人忘不了，忘不了，那个小伙忘不了，我们大家，都忘不了连玛格特也忘不了。莱尼每当在那儿朗诵和唱歌，特别是给她的小男孩朗诵那首莱茵河之歌时，玛格特的一些英朋友总是看不够听不够是啊，她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现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认为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至于后来那孩了问题，责任并不在她，而是怪那帮坏，其中包括我那两个混儿，‘霍伊泽一家’———他们坏透了，特别是我公公老霍伊泽。每次他来收房租，三间屋收我们四十六克十五芬尼，胡贝特都叫他极不自在———胡贝特每次都笑，像鬼一样笑，每次都这样———他们到最后只是书信往来，而老霍伊泽又斤斤计较，说什么规矩房租应由房客送房东，而不是让房东去收———好吧，胡贝特于是就把房租在每月第一天送到他的西郊的别墅去———他在那儿也能像鬼似的笑，老霍伊泽直至再也受不了了，就要求将房租改为邮寄。胡贝特在这情况下就去打官司，看看房租究竟应该、收还是寄———十或二十芬尼的汇费不能要他费，或者哪怕是通过邮政支票帐邮汇，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工，这确实不假。嘿，他们真的一起上了法，这场官司胡贝特打赢了，霍伊泽于是只能从中选择:要么到我们家来，要么在自己家里听鬼的笑声。有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他每月一日都将这笑声听到，后来他才想主意，请人代收———不过我告诉您，这鬼的笑声，霍伊泽至今仍刻骨铭心，但今天莱尼却不得不为此付代价；只要我们有一不合他的意，他就把莱尼折磨得要死，撵她门。(叹气，喝咖啡，烟———请参看上文———抚剪短的灰白发。)我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胡贝特格鲁伊滕惨遭不测，一命亡———简直是胡闹，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见佩尔策这个人，不想再听到他的情况，真的不想，太恶劣了。此后不久，也夺走了我的孩，老不肯放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目的是夺走我的孩。他说我同每一个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或者只是来看望我们的男人搞，先让他们去慈善机关，后来再把他们领走；他甚至怀疑我同可怜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搞，这个可怜虫当时还没装假，要去医院或民政局时就在我们家住。我们不得不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提了房租，不肯松———真不凑巧，慈善机关的那个女人来过几次，可以说经常来，老是在事前不打招呼，真该死，您想什么都可以，真该死，她有三次发现我和一个汉在一起，有两次，照她的说法“是情况暧昧一清二楚’，我说得明白些，正同波加科夫躺在床上；波加科夫是波利斯的伙伴，有时来将我们看望。是的，第三次她又发现我‘情况暧昧’，波加科夫当时穿着衬衣，站在窗用我的小镜刮胡，一个脸盆在窗台上放着。她在她的报告中写:‘这情况说明一亲密关系，对教育未成年女不利。’不错，库特当时九岁，维尔纳十四岁，那样也许不合适，特别是因为我本不波加科夫，甚至谈不上特别喜他，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他们当然也盘问了孩———此后我就失去了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他们离开我时还哭了一通，可是后来他们从修女那里搬到他们祖父家以后，就再也不关心了我的死活；在他们里我不仅是个婊，而且还是共党分等等。不过有一必须承认:他让他们念中，上大学，还拿着格鲁伊滕当年送给库特作见面礼的那块地大投机买卖———今天，事过三十年之后，这块地上有四个住宅群，底层是店铺，三百万是足足值的，单是租金就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包括莱尼在内，而当年送给库特时人们只当它是个镀金的茶杯———当然这比一个为了总共挣一千一百一十二克月薪，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的疲力尽的老母亲得多。有一得承认: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巧，不会那样。至于那个波加科夫，只怪我了一件蠢事，不大对。胡贝特不幸惨死以后，我忧愁悲伤，心力瘁，正碰上可怜的波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否回俄国，成天一把鼻涕一把泪，将忧伤的歌唱着，像波利斯一样———天啊，就是在这情况下，我们有过几次一起上床逢场作戏。我后来还是打听来了，原来是霍伊泽向德国辅助警察告发，说我们有一个黑市仓库。他对没有从施尼勒巷捞到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一天，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年初，那些讨厌的德国探就找上门来，自然找到了我们藏在地下室的东西:熏猪、咸黄油、咖啡、香烟，还有大批袜和内衣———统统没收，本来这些东西还足够我们富富有余地用两三年哩。不过有一他们无法指责我们:我们从未在黑市上卖过一克东西，至多搞过几次换，甚至还送掉不少，这都是莱尼的。我们的英朋友一也帮不上忙，这事是那些德国密探经手的，他们甚至还把我们的家抄了。在莱尼的房间里找到她那几张可笑的‘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确实有一个家伙想去告发她，凭这几张她十岁和十二岁时得到的狗证书说她是纳粹分，不过此人碰巧被我看见穿过党卫队制服，他因此也乖乖地闭不说了。不然莱尼可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向英国人或国人说清楚，得到‘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并不等于就是纳粹呀？那时佩尔策确实很义气，从施尼勒巷搞到的东西他都已存放到安全地，没有被人告发，当他听说我们的东西统统被没收了，就自愿拿了一些东西。一不要钱，二不要回报，很可能是为了博取莱尼的心。不怎么说，这个恶比老霍伊泽要好一些。我是后来，很久以后，我想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才从一个警察的中听说，原来是我自己的公公大人把我们告发了。”

赫特霍尼(笔者这一次请她到一家级时髦的小咖啡馆见面，不仅是有意献殷勤的，而且也想使自己烟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限制)正是在那座前加尔默罗会修院里熬到了战争结束，躲在前修院教堂的地下室里。“从前那间地下室大概是给修女关禁闭用的。对那次抢劫我一无所知。二日那天，我只是听到远传来一阵阵可怕的低沉的隆隆声，经久不息，真够呛，距离不过很远，我死也不肯离开地下室，直到我确知国人已到来。我害怕，那时候有多少人被枪杀和吊死啊！我虽然有合法的、有效的正式证件，但我怕某一个巡逻队会产生怀疑，开枪把我打死。我在那里躲着，后来只剩下我一人，听凭上面那些人趁火打劫，大吃大喝。国人真的来了，直到我听说了，我才来气，掉下了泪，悲喜集:喜的是将解放迎来了，悲的是这座城市毫无意义地被彻底摧毁了———后来，当我看到所有所有的桥梁都被破坏时，兴得我又掉泪:莱茵河终于又变成了德国的边界，终于又———这可是天赐良机，不能放过———桥，不再造了，只让渡船来往行驶，严加检查。哦，我上与国军事门联系，打过几次电话后找到了我的朋友，那位法军上校，在英占区和法占区之间获准自由往来，而且我有幸帮过莱尼两三回，使她摆脱相当不愉快的境，她当时正天真地转来转去，寻找她的波利斯。十一月，我就领到了营业执照，租了一块地，搭起几间温室，开了一家店，并且把格鲁伊滕家的莱尼姑娘上请来店里工作。对我来说我领取营业执照和新份证的时刻是个重要关:究竟是恢复萨尔路易的艾莉克思这个名字好呢，还是继续使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我决定继续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克思是我的护照上用的名字，别名赫特霍尼。嗨，您在我家喝的茶比这家有名无实的铺要好吧？”(笔者彬彬有礼、心悦诚服地证实这一。)“这我会记住的，真正不错的是这里的式小心。某些知情人现在谈谈对您称为‘墓中的苏维埃天堂’的情况:这个天堂，我们也曾被邀请，格龙奇和我，但我们害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因为陵园位于老市区和郊区之间，正是飞机扔炸弹的中心地区，至于死人在这个天堂，没有什么叫我到不安的里，人们毕竟在地下墓窟里聚会，举行庆祝活动，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认为加尔默罗会修院教堂地下室旁边的地窖更安全———我的证件让巡逻队随便来检查吧，可是待在陵园的墓里，又会引起怀疑了。到来，你再也拿不准什么份最保险了———潜伏的犹太人，潜伏的分离主义者，没有开小差或开小差的德国兵，逃犯或在押犯。再者城里到都是逃兵，在他们附近一也不舒服，动不动就开枪，双方都这样。格龙奇也同样害怕，他四五十年来可说难得离开陵园。这时，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离开陵园，到乡下去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什么地方甚至参加了人民冲锋队。他说得对: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一合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保护。我的座右铭则是———现在可别轻举妄动，带上还过得去的证件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耐心等待。我完全是有意地———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说实话，因为那里有的东西是我们梦也不敢想的———抢劫我完全是有意地不去参加，因为这当然是非法的，要判死刑，而且抢仓库时德国人还正经八百地把这座城市统治着，我不想背这个罪名，即使只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要活，要活命———当时我四十一岁，我想活，在最后几天不想还拿这条命去冒险。所以，我不声不响，在国人城三天前甚至仍不敢说战争已结束或打败了。自从年十月起，标语传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全德国人民毫不留情地要求公正地惩治制造恐慌情绪的人、失败主义者、悲观论者、敌人的走狗———而这惩治只有一个名字:死。他们简直是越来越疯狂了，某地有个妇女洗好床单在外面晾着，他们就把她枪杀了。他们以为她升起了白旗，就把她打死了———用机枪朝窗里。不，宁肯饿肚再等几天，这就是我的准则。二日空袭后这大肆抢掠———我认为太危险了，再把东西拉到陵园去，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还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声称要行防守。等到德国人终于撤走以后，我就不再犹豫了。我立即去找国人了，立即和我的法国朋友联系；我分到一幢漂亮的小住宅，并领到第一张店营业执照。在老格龙奇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设备，把付给他的租金分文不差地存在一个帐上，我等到他一九四六年回来时，就一丝不苟、有条有理地把场移给他，自己另行开店。接着佩尔策老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来了，他虽然八面玲珑、面面俱到，但还是需要一张清白证明。是谁给了他清白证明呢？是谁在非纳粹化法上替他说了好话呢？是莱尼和我。是的，我们帮他过了关，我这样违背了两条信念，一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不怎么说，我认为他是个无赖；二是违背我的商业利益，因为他必然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他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说到这里，提供情况的赫特霍尼突然显得十分苍老，近乎老态龙钟，先前绷的脸突然松弛下来，摆着茶匙的那只手举棋不定，声音在颤抖，几乎在震动。“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替他洗刷———帮他过关是否对，不过您要知从十九岁起到四十二岁我一直受迫害，从埃吉丁贝格战役到国人驻，受了二十二年的迫害，族上的，政治上的，随您怎么说———佩尔策是我有意选择的，因为我想:在一个纳粹分手下最安全，而在一个为非作歹、腐化堕落的纳粹分手下则尤其安全。我知人们对他的议论，格龙奇也常向我把他的情况介绍，如今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土，并且把他那个确实无辜、对他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妻和他那两个确实可的儿女也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很讨人喜，他那个面苍白、有歇斯底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也使我到难过。他问我，是否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