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烧酒和他们想吃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纵酒狂的场面就像这样，而且是婆娘们领，我们的洛就像凶神恶煞似的一当先！真正的战斗发生了———因为城里还有德国兵。这些都是我后来才获悉的。我真庆幸自己及早搬了那幢住宅，因为她们不久以后不得不离开墓中的苏维埃天堂，胡贝特开始同洛搞，那里简直就像是院。你认不洛了，这个女人一向冷酷无情、尖酸刻薄，可那时她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像是变了一个人。对她的那社会主义奇谈怪论，在战争期间我们都容忍了，尽她当时讲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她还把我儿威廉拉到这赤胡言语中去，这叫人痛心，但我们原谅了她，因为她算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到了后来，大概后来在三月五日那一天，她以为社会主义已爆发，要分所有一切了，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一切。确实她有一段时间担任房局的领导，起先是篡位，因为当权派都逃走了，后来是合法的，因为的确她从来都不是法西斯分。不怎么说，她掌握大权一年，把一幢幢空着的别墅分给人住，那些人连桶也不大会用，用浴缸养鲤鱼，洗衣服，在浴室里甜菜酱。后来人们确实发现有些浴室里有半浴缸甜菜酱。这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混淆幸而为时不长，她又老老实实地官复原职，当她的小职员。但她在大肆掠夺的那些日里，却同那一帮人住在他们的墓天堂里，携儿带女。她虽然知我的住，完全知，但她并没有向我说过一声。

不，谢是本谈不上的，可您仔细看看，也多亏我们呢，连她的命。我们只要吱一声，反映一下她对战争和战争目的说过的话，‘弹琴’只要提到这几个字，她就会被抓走，坐牢或集中营，或许还会被绞死呢———哪里会有后来的事！”还有人也许想知，B。H。T。由拉黑尔授意在小便上手脚，并没有失败，一直到最后都取得了成功。不过———这对他已无用了:他一九四四年九月底应征伍，被编一个胃病营，尽胃溃疡患者的饮不同于糖病人。B。H。T。还参加过几次战斗:阿登地攻势，许特森林战役，在一个叫维尔的地方附近被军俘虏，而且不排除这可能:他曾同变成凯佩尔的施勒默“并肩战斗”过。B。H。T。不怎么说，在战争结束时呆在兰斯附近的国俘虏营里“与大约二十万名各军阶的德国军人一，我可以对您说，这个并不令人兴，与这些人在一起也好，伙情况也好，尤其是———您如果允许我这样说———在希望有女人伴方面———情况真糟糕。”(此话使笔者到意外。在两问题上他原以为B。H。T。要求并不烈。)

关于格鲁伊滕的情况向范多尔恩打听了，虽然使笔者到为难，但为了清事实真相，一些小心翼翼的试探，他还是作了，结果引起她对洛的连声辱骂。显而易见“某些事情”引起了范多尔恩对洛的妒忌。“到他回家我还没有回，不然的话，我完全可以肯定，他会从我这里寻求并得到她奉献给他的安，我虽然比她大十三岁。可是当时我已到了莱茵河对岸，几乎可以说过了伍珀河，在威斯特法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当地的老百姓认为我们莱茵人讲究吃喝、气十足、德败坏，对我们不很友善———而国人四月中旬才到我们那里，您想象不到，要到河西来当时有多困难，本是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在那儿呆到五月半，而胡贝特五月初就回来了，显然他一回来就爬上了这个洛的床。生米等我回来时已成熟饭。为时已晚了。”

洛:“我有时把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初这两段时间混淆。绪纷繁，事情太多，即使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清楚。当然罗，施尼勒巷加尔默罗会修院附近的抢劫我参加了，不少东西尽可能拿走，而且那时我就打定了主意，宁可要佩尔策帮忙，也不要我那位公公大人帮忙。有多少问题要我们解决呀！我还得从那幢房搬走，唯一可以留下的是莱尼，但还有几天她就要临盆，我们可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于是我们一起搬了佩尔策命名的‘墓中的苏维埃天堂’。她孩的父亲现在是个俄国人这事已包不住了，但她却愚蠢地说是另一个人，因为她从一九四四年九月或十月起就领到母亲给卡———这是玛格特给她搞来的，丈夫的名字用的是一个死在野战医院的军人的名字:他叫延德里茨基。她们俩得太仓促了，没有了解这个死去的延德里茨基是有妇之夫———这会引起同此人老婆发生纠纷，我认为是不愉快的纠纷:不能把这事加在一个死人上嘛！嗯，我三月中旬以后为军政府领导房局时就纠正了。我们掌握了公章这玩意儿，而且同所有其他的门有关系，这样我们就给了孩真正的父亲: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您想，所有门都挤在三个办公室里，要给这个可怜的延德里茨基取消莱尼孩的父亲份，一切都办妥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这些都是‘二日’以后的事了，那帮德国白痴已通通，他们在六日那一天还在城里吊死逃兵，最后才撤走并炸毁了后的桥梁。随后国人才来，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墓中的苏维埃天堂回家了。但国人对混的局面也一筹莫展，看到这座城市成了什么样，叫他们一定也大吃一惊。我还看见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几个妇女，在大教堂旁边的饭店门站着掉泪呢———突然间，什么人都冒来了:藏匿的俄国人，德国逃兵，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俄国女工，集中营逃犯，一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谁好谁坏，谁属于哪个阵营，属于纳粹分和非纳粹分等等而国人又怎能分清呢？，也许他们原来想得比较简单，有过于简单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幼稚脑所想的那么简单。分类排队通通得等到胡贝特回来，大约是五月初，已经稍有眉目了事情，我说的是稍有眉目，而且不瞒您说———我用公章和证明给有些人行了方便；本来嘛，什么用呢，公章和证明？比方说，胡贝特回来时穿着一意大利军服，这是几名和他一起在柏林清理战壕和地铁坑的伙计送给他的；他们经过了思熟虑，认为以德国囚犯的份往西去太危险，因为还有一些纳粹老巢在柏林和莱茵河之间，会把他们吊死；打扮成平民百姓，她又显得太年轻，他四十五岁，会被俄国人、英国人或国人关战俘营。他于是就装成意大利人，万无一失这当然不可能保险，但很聪明，因为他们对意大利人只是嗤之以鼻，不一定上就吊死，而关键正在于:不一定上被吊死或枪毙，难就难在这里。后来他穿上意大利军服，声声‘德国话的不懂’，顺利过了关———不过，如果穿意大利军服被送往意大利，在那儿被查明是德国人，当然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有可能掉脑袋。得啦，他成功了，到这里时兴兴，真是兴兴，那兴劲儿简直前所未见。他对我们说:‘孩们，我的后半生我已决心微笑地度过了，微笑地。’他和我们大家一一拥抱:莱尼，波利斯，对他的外孙兴得要命，他还拥抱了玛格特和我的孩，自然也拥抱了我，并对我说:‘洛，你知我喜你，有时我想，你也喜我。吗我们不在一起过呢？’就这样，我们住了三间屋，莱尼、波利斯和他们的孩也住三间，玛格特住一间，厨房公用；这么多通情达理的人住在一起，再也没有不愉快的事了。我们应有尽有，从施尼勒巷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仓库里继承的全东西，不少药品还是玛格特从野战医院来；我们觉得，最好让胡贝特把意大利军服穿下去———只可惜我未能给他搞到一张意大利证件，他从军政府那儿领到了一张证件，用的是一个意大利名字:曼佐尼。这个名字是波利斯给他起的。他所知的唯一的意大利名字是这个，他想必读过这个曼佐尼的一本书。把他说成是被开释的德国囚犯也不行，因为其实他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而国人对这事情是相当计较的，让真正的刑事犯逍遥法外，他们也不愿。我们怎么能使他们明白，其实他就是一个政治犯啊？所以，他最好还是冒充意大利人卢伊季曼佐尼与我同居。该死的，你得注意别落任何一个营，哪怕只是一个遣返营。最好别去。你永远也搞不清楚最后会被送到何去。这样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倒也太平无事，国人那时已不再那么严格，非要把德国人都送某一个营不可了，不久以后英国人也来了，我同国人和英国人相得不错。当然，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有许多人不大清楚？我是寡妇，他是鳏夫嘛，有人说，我是因为抚恤金而不结婚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到厌倦，我就是这样说的，我不愿像一对夫妻那样确定关系。今天我到后悔，因为我的孩后来完全落了我公公的掌心。莱尼倒很想同她的波利斯结婚，波利斯也一样，但办不到，波利斯因为什么证件也没有；他不愿声明自己是俄国人，虽然当时有些不错的工作，但在违背其本意和前途莫测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被制送回到慈父斯大林那里去；他通过玛格特搞到了一张德国士兵证，士兵证上所用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过此人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健康的德国人，只是有一营养不良，您知，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吗？辛齐希或维克拉特———这我们也不愿意。您知，这也不保险。大分时间他待在家里，您真该看看他们俩带着小儿如何生活:就像神圣家。女人分娩后三个月以及怀第六个月起不能碰的信条是他持的———有半年他们像利亚和约瑟那样生活，当然有时接个吻，此外就只是围着孩转！他们惯他，他，两人都唱歌给他听。后来，那已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了，他们每天傍晚到莱茵河畔散步，不用说直到宵禁时间才回家，这样未免早了一。我们都警告过他们，胡贝特、我、玛格特，大家都劝过，但他们不听，每天晚上去莱茵河畔。那儿的景也确实很，胡贝特和我也常常跟他们一起去，我们全都坐在岸上，默默地验十二年来其实已不曾有过的东西:和平。没有船只在莱茵河上航行，船的残骸到都是，桥都炸坏了———只有几条渡船和军浮桥———您知吗，我有时想，最好是别再在莱茵河上造桥了，就让德国西永远成为德国西算了。是啊，后来并非如此———波利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他六月的一天晚上被一支军巡逻队抓住了，上糊里糊涂地带着那张德国士兵证，毫无办法:我认识的那些国军官帮不了忙，玛格特的国朋友帮不了忙，我甚至去找城防司令官，把波利斯的全复杂经历讲给他听，但也无济于事。波利斯走了，起初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被国人抓走的，会作为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回来———只要他不愿回苏联。这样一个国战俘营，当然不是什么天堂的了———我们哪里知，国人在夏天开始把德国俘虏移———也许可以说是卖给法国人，因为他们要求用元偿付宿费———波利斯就这样到了洛林一家矿山，受到了极大摧残———不错，多亏莱尼，或者说，多亏莱尼典卖房产，这个小伙才没有饿死，但也并不壮实———于是———莱尼那样您真该看看:她立刻就骑上一辆自行车走了。她将各区跑遍了，甚至越过边境，到了萨尔区、法占区，前往比利时，又折回萨尔区，从那儿前往洛林，跑遍所有的营，向司令官打听她的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下落，为他求情，既勇敢又顽。我告诉您，她不知，大约欧洲有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德国战俘；她骑自行车门，一直到十一月，有时回家一趟将生活用品补充，就又上路了。我至今不明白，她单凭一张德国份证怎么能跨越所有边界，她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只是有时给我们唱她反复唱给儿听的那些歌:‘今宵圣诞佳节，穷人在屋内坐着，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冷冷清清，亲的主耶稣，来看看我们吧，你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哦，她都唱些什么呀！听了叫人掉泪。她几次穿过艾费尔山区境，走遍阿登原，又折回德国，从辛齐希到那慕尔，从那慕尔到兰斯，再到梅斯，又去萨尔布吕肯，并且再一次过境去萨尔布吕肯。以一张德国份证为凭证，在欧洲这个角落里东奔西跑，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好会丢掉命———哟，您信不信，她找到了她的波利斯，她的科尔托夫斯基，她的延德里茨基，她的布尔霍斯特———哪个名字随便挑了都可以。她找到了他，她在公墓里找到了他，不是墓中的苏维埃天堂里，不，是在一个坟墓里找到了他。他死了，死于洛林某地位于梅斯和萨尔布吕肯之间的一次矿井事故———她刚好满了二十三岁她刚好满了，严格地讲，她已经是第三次守寡了。从此以后，她真变成了一尊雕像，晚上每当她给孩唱他父亲生前非常听的歌时，我们都心如刀割，五脏俱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