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那么可怕、平均三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他这样就了一个远远低于平均死亡率的营，但他还是又换到了一个勉可以算是正常的营。死亡率极低:平均五八人死一个。我把他转送到那里，因为我有个要好的朋友、老同学埃里希封卡姆在这个老营(老营？老集中营———笔者)当少校司令官，在斯大林格勒他丢掉了一条胳膊、一条和一只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里。也许您会想，这事埃里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吗？笔者什么也没有想，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实事求是的消息)不，这事得由党的大人面，不得不向其中一个行贿———给他的情妇送了一个煤气灶，还送了他五百多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国香烟，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笔者正想详细了解)。这个党内大人最后还得找另一个党员，就是那个佩尔策，略加关照，让他照顾波利斯———此外还有那个每天派人押送波利斯的警备队队长胡贝上校，他受过老式教育，稳健，通情达理，不过为人小心谨慎，因为党卫队曾数次想找他麻烦，给他扣一‘滥施人’的帽。胡贝上校要求给他开一张证明，证明波利斯在圃的活动对战争有重要意义或有‘重要情报价值’，而且这时我们碰巧或是走运，您如果愿意(笔者不愿意———笔者)，也可以说是天意。这个佩尔策参加过共产党，还雇佣了一名从前的女同党，她的丈夫———或者是情人，我相信反正是非法同居之类———带着有重要情报价值的文件逃亡到法国去了。于是，用行话来说，波利斯是官方派去盯住那个女人的，而这一他本人或那个佩尔策或那个女共产党都不知———而我又是从‘东方外籍军队’的一个熟人那里把这张证明搞到的———最要的是，我的活动也必须保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党卫队会注意到波利斯的。您想想看(笔者又没有想什么———笔者)，为这样一个小伙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是多难啊———七月二十日，以后风声以后更了。那个党内要人索取更多的财———千钧一发。谁这时候还会去关心苏联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命运呢？”

在略地领教了即使居位者为一名苏联战俘事也是多么难之后，笔者又回过去走访了波加科夫，并且捎上腌黄瓜和彩影片《赖安的女儿》的两张场券。这时波加科夫已备了一个烟筒上的橡，把它在烟嘴上，这样他就能“受用地”云吐雾，因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这样我就用不着老是撅嘴去够烟嘴了”)，所以简直谈起来滔滔不绝，也不在乎即使谈到波利斯的隐私乃至最隐讳的事情。

“嗯，”波加科夫说“本严厉的维克托利肖维奇去提醒他注意是本用不着的，他的命运之受用不合历史逻辑。这小伙最不安的是那只明显觉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把他从一个营挪到另一个营，最后来到了这家圃。除了有其他好外，圃还有一个好:那里烘烘的，永远生着炉，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的受用。我后来偷偷地告诉了他，他终于得知是谁把他到那里去的，但一也没有放下心来，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那个可的姑娘，因为他以为她是那位先生收买后安在那里的。还有一件事使这个简直得奇的小伙极其张:枪炮声在他那个如此受用的工作场所附近接连不断。这里我并没有，也丝毫不想有这个意思:说这个小伙忘恩负义。不，这意思一也没有—他心里乐得像开了，不过事实的确如此:使他神经过的是不停的枪炮声。”

必须在这里回忆一下，一九四三年末一九四四年初，德国各类死人的丧葬活动不断刷新记录:不仅陵园看守、圈工人、祭司、地方党组织、发表演说的市长、教师、团指挥官、企业领导人、战友———还有奉命鸣放礼炮的警备营战士也不得不连续朝天开枪。据遭难者的人数、级别、死亡方式，官职，中央陵园每天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枪声不绝于耳。格龙奇的原话，在以下引用:

“往往听上去如此，陵园好像是一个练兵场或者至少是一个击场。当然礼炮声应当像一声炮声———在一九一七年我自己当后备军上士时曾领导过礼炮队———但往往这愿望不能实现，听上去声音就像连珠炮，或者像在试验一新式机枪。有时还有炸弹爆炸声、炮的轰鸣，使对杂音的人真受不了。有时我们打开窗，鼻伸去，确实闻到了火药味，尽都是些空包弹。”

此外如果允许笔者破例加以评论，那么他想指，也许有时会调来一些对击还不熟练的年轻士兵，向祭师、送丧的死者家属、军官和党魁们的上开火，他们定会到奇怪的———而这有可能使他们张不安，但愿无人责怪自己。那时肯定也会下几滴T，可以看到许多W，到S，而几乎死者家属中没有人确信自己会太平无事，某些人脸上了明显的S，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礼炮声中被埋葬，恐怕这些决不会使那些士兵到安心。丧礼并不总是那么隆重，每天陵园如果不是上千个，也有几百个结在活动，脑的控制失灵，因为也许有些人会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