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什法师⒄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机——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汇印的三译本《大乘起信论》，⒅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合读者的胃，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新的内容，也在输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实在太不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密，换一句话，就是脑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结，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苦，装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过“罢工”这一个字，这字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一面尽量的消化，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的“攻”在现在民众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