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任随员的作家卡米尔·霍夫曼为这些文字去德国有关当局涉一下。他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自己也成了纳粹迫害的牺牲品。

毕竟不可能闭目不视，尽弗兰茨心灵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却每况愈下。一个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后，我从柏林回来后，便将危急状况告诉了舅舅（医生），他到柏林去了，作了最坏的断言。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观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国家歌剧院的首演《耶努发》）。17日，我将弗兰茨带往布拉格。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车。几天后朵拉也踉来了。

这会儿弗兰茨又住在父母那儿了。尽他的周围充满了关切之情，但他却觉到这是他自立计划的破灭，是失败。这时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以往他从未以这么决的气说话，他对我工作的繁忙表示极烈的关心。现在他说起话来就好像他知我们共同的日不长了似的。“明天还是这时候来！”他说这话简直带有一定的严厉。

由于他情况越来越糟，不得不被送一家疗养院。

我日记中写：“4月10日这一天，由于‘维也纳森林’疗养院传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变得平淡了。维也纳医院。确诊为结症。最可怕的不幸的日。”

只有一辆敞蓬汽车用于从疗养院到维也纳间的通。风雨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车上，试图用自己的躯为弗兰茨遮风挡雨。

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烈的忠诚。他中断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后来在肺病治疗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从那时起直至弗兰茨辞世，将全剧力投了对这位珍贵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这两个人戏谑地自称弗兰茨的“小家”这是在看着死亡到来时的一亲密的共同生活。弗兰获知自己病得很重，但据我一次看望他的验，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勇气，好像全然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似的。在维也纳医院（哈谢克教授），他情况不佳。为了给他争取一考虑更周到的治疗，比如一间单人房间，作了许多努力，全是徒劳。有几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个临死的人旁边，过后他怀着极其钦佩的心情对我。谈到那个牧师的耐心，他持守候在弥留者边安他，直至最后一刻，而医生们“早就溜之夭夭”我写信给维也纳有影响的人士；韦尔弗激烈地为弗兰茨说情，然而那个相当没有心肝、没有文化修养的教授同样激烈地声称，他在卡夫卡上看到的只是多少多少号房间的病人。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叫韦尔弗的人写信给我，让我为一个叫卡夫卡的人什么。谁是卡夫卡，这我知。他是十二号病床的病人。可是谁是韦尔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终于促成弗兰茨于四月底迁修院新堡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这是个环境优雅亲切、光线明亮的所在。韦尔弗给我的一封信中写：“哈谢克教授声称，留在医院里对卡夫卡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因为这里有一切治疗手段和疗养可能。他非常不愿意放他走。”卡夫卡在基尔林度过了最后几周。他住在一个丽的、用鲜饰的房间里，窗外一片绿，周围是他的两个忠实的朋友。在疼痛不厉害时，他过得轻松、愉快。

诺伊曼教授和讲师奥斯克·贝克博士来到基尔林病人营。我摘录后者5月3日写的一封信之内容（致菲利克斯·威尔奇）：“昨天我被笛芒小叫到基尔林去。卡夫卡先生咽内非常痛，尤其在咳嗽时。吃东西时疼痛更其加剧，以致几乎不能下咽。我可以断定他里正在发生一毁灭的结病变，骨的一分也牵扯在内。在这情况下，本不可能作任何手术。我给主神经注了一针乙醇。今天笛芒小又打电话给我，为的是告诉我，那一针只一时，疼痛以同样烈的程度再次现了。我向笛芒小建议，带卡夫卡博士回布拉格去，因为诺伊曼教授也估计他还能活大约三个月。笛芒小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她认为，这样会使病人对病情的严重程度了解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