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天堂的门为她们而开了。她们是幸福的，因为她们的信仰是天堂——个人的幸福。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却是众人的，甚至要除开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在于光明的将来，而这将来我们自己却未必能够看见。革命者和教徒是完全不同的两典型。革命都有激情，而在教徒，激情就是犯罪。激情是痛苦的泉源：信教者的努力在消灭激情，而革命者则宝它。所以在革命者中间我们很少看见过幸福的人。殉者的遗书也常常带着悲痛的调。他们并不后悔，但是他们却对父母说："请原谅我"；对同志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望你们记着我。"

从这里看来，我应该说你把革命分析作下列情绪的连锁：情——寂寞——忿恨——破坏——毁灭——建设，是错误的了。一个真实的革命者是不会觉到寂寞的。他的发是，而不是恨。当一个年轻人的膛里充满着的时候，那情会使他有勇气贡献一切。倘使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来解释，这就是生命在内满溢了，必须拿它来放散。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更多的同情，更多的力，超过于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所以应该拿它们来为别人消耗。我自己也有过一经验：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也曾有过那"立誓献的一瞬间"。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孤独，也并没有忿恨。

我有的只是一个思想：把我的多余的力用来为同类争取幸福。

破坏和建设并不是可分离的东西。在这中间更不应该加上一个"毁灭"。在《雨》里面吴仁民相信着枯宁的话："破坏的激情就是建设的激情。"但这句话的意义是比吴仁民所理解的更。我要说这两个名词简直是一个意义，单独用起来都不完全。情里就着这两样东西。而且当情充满在一个人的内的时候，他的建设（或者说创造）的求更过破坏的求。

但情并不能够完成一切。倘使没有什么东西来指导它，辅助它，那么它就会像火一般零碎地爆发来而落在地上灭了，情常常这样地把人毁掉。我不知写过若封信劝告朋友，说：情固然可贵，但是一味地放任情让它随时随地零碎地消耗，结果只有毁掉自己。这样的情也许像一座火山，爆发以后剩下来的就只有死。它毁了别的东西，也毁了自己。

于是信仰来了。信仰并不拘束情，反而加它，但更重要的是：信仰还指导它。信仰给情开通了一条路，让它缓缓地去，不会堵，也不会泛滥。由《雾》而》《雨》，由《雨》而《电》，信仰带着情舒畅地大海。海景在《电》里面现。《电》是结论，所以《电》和《雨》和《雾》都不同，就如海洋与溪相异。一个人的睛可以跟着一溪缓缓地江河。但是站在无涯的海洋前面你就只能够看见掀天的白狼。你能说你的睛跟得上海吗？

了《电》里面，朋友，连你的睛也了。你就说《电》紊，这是不公平的。朋友，你坐在书斋里面左边望望福楼拜，右边望望左拉和乔治·桑。要是你抬起突然看见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张皇失措。你的冷静和客观都失了效用。你准备赤手空拳迎上去，但是你的拳会打到空。你不会看清楚这个古怪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从前就没有过。《电》迷了你的睛。因为福楼拜，左拉，乔治·桑就写不这样的东西。朋友，这句话会给你抓装错儿"了。但是请慢，我的话里并不有骄傲的成分。我只是说：我们现在生活里的一切，他们在那个时候连梦也想不到。他们死了，你可以把他们的尸首搬来搬去，随意地解剖。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活人，你就得另想办法。你以为抓住了我，可是我一举脚就溜了几千里，你连我跑到什么地方也不会知。你"俏地"说读者的睛追不上我的笔，然而你忘记了你的睛是追不上我的脚的。我的脚要拖起你的睛跑，把你的睛也得疲倦了。所以你发了怨言：紊。

你以为我"真正可以说：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但是你不知我的文章还要把别人也带生活里去。你到生活里，你太陌生，你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是紊。因为实际生活并不像小说里安排得那样地好。你既然承认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你要得跟着我去"生活"，你不应该只一个旁观者。

你在书斋里读了《电》，你好像在电影上看见印地安人举行祭仪，跟你的确隔得太远，太远了。而且你责备《电》紊，你想不到那小说怎样地被人宰割了几次，你所看见的已经是残废的肢了。

然而甚至这个残废的肢也可以告诉人《电》是《情的三曲》的，到了《电》里面，情才有了归结。在《雾》里似乎刚下了，在《雨》里"信仰"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了。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着一切，拯救着一切。倘使我们要作这个旅行，我们就不能不拉住两个人同伴：吴仁民和李佩珠。只有这两个人是经历了那三个时期而存在的。而且他们还要继续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