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必是有一什么宗教的戒律，使他简单而又密。

他既不放松了嘴，我只好从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问到他个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脸。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他的脸并没完全闲着。他一定不是个坏人，他的脸卖了他自己。他的密没能完全胜过他的简单，可是他必须要密。或者这就是博士之所以为博士了；要不然，还有什么活呢。人必须有什么抓得住自己的东西。有的人把这东西永远放在嘴边上，有的人把它永远埋在心里。办法不同，立意是一个样的。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国神与理想的小家是挂在嘴边上的，可是在这后面，必是在这“后面”才有真的他。

他的脸，在我试问他的时候，好象特别的洼了。从那最洼的地方发一黑晦，慢慢地布满了全脸，象片雾影。他的，本来就低不易看到，此时便更往去了，仿佛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远挤着的牙轻轻咬那么几下，耳有动，似乎是把心中的事严严地关住，唯恐走了一风。然后，他的忽然发些光，脸上那层黑影渐渐地卷起，都卷发里去。“真哪！”他不定说什么呢，与我所问的没有万分之一的关系。他胜利了，过了半天还用角撩我几下。只设想他一生下来便是国博士，虽然是简截的办法，但是太不成话。问是问不来，只好等着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张椅上摇着玩，而一别的不。

光会把人事筛来。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见着老梅，我当然希望也见到那位苦闷的象征。可是博士并没面。

我向外边一歪“那位呢？”

“一个多星期没面了，”老梅说。

“怎么了？”

“据别人说，他要辞职，我也知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晓得，他不和别人谈私事。”

“别人都怎说来？”我确是很心的打听。

“他们说，他和学校订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几年？”

“我们都没合同，学校只给我们一年的聘书。”“怎么单单他有呢？”

“国神，不订合同他不。”

整象博士！

老梅接着说：“他们说，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虽然学校是中国人办的。博士大概对中国文字不十分信任。他们说，合同订得是三年之内两方面谁也不能辞谁，不得要求加薪，也不准减薪。双方签字，国神。可是，了一年——这不是快到暑假了吗——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假后就不来了。”

“呕，”我的脑转了个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时候是国神，不守合同的时候便是中国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于刻薄。

可是他这句话暗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来。老梅也许是顺地这么一说，可是正说到我的心坎上。“学校呢？”我问。“据他们说，学校拒绝了他的请求；当然，有合同嘛。”“他呢？”

“谁知！他自己的事不对别人讲。就是跟学校有什么涉，他也永远是写信，他有打字机。”

“学校不给他增薪，他能不了吗？”

“没告诉你吗，没人知！”老梅似乎有看不起我。“他不，是他自己失了信用；可是我准知，学校也不会拿着合同跟他打官司，谁有工夫闹闲气。”

“你也不知他要求增薪的理由？呕，我是胡涂虫！”我自动地撤销这一句，可是又从另一方面提一句来：“似乎应当有人去劝劝他！”

“你去吧；没我！”老梅又笑了。“请他吃饭，不吃；喝酒，不喝；问他什么，不说；他要说的，别人听着没味儿；这么个人，谁有法儿象个朋友似的去劝告呢？”

“你可也不能说，这位先生不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