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汉诺夫运动月”那就一个星期日也没有了。从国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两月派来一次巡回法，每次都判许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制劳动。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挣到三四个“金卢布”（相当于斯大林时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卢布，仅为最低生活费的四分之一）。

在柯耶沃附近的采金场劳动的放者不领现金工资，而领内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苏联通用的纸币有什么用？反正这些人不能到别去，在矿场的小卖凭内通券就可以买到（滞销的）东西嘛！

本书已对囚犯和农作过详尽比较。可以回想一下，俄国历史上境最坏的并不是农，而是隶属于工厂的工人。这些只能在矿场小卖使用的内通券令人联想到沙皇时代阿尔泰地区的砂金矿和工厂。十八、十九世纪那里的人们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脱离所隶属的矿场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较轻松些。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阿尔泰地区采金矿的“工人们还没有权利拒绝星期天劳动”！拒绝就会被罚款（和迫劳动比较一下看！），厂矿办的小卖专卖劣质商品，抬价格，克扣分量。“是这些小铺，而不是那经营不善的金矿，构成金矿主的主要收来源。”（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俄国》，第十六卷。）这里的“金矿主”一词今天完全可以读作“金矿托拉斯”

怎么搞的？古拉格群岛上的一切怎么这样千篇一律，毫无特？…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材弱小的妇女赫-斯没去上工。因为天气太冷而她又没有毡靴。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领导却派她在没有毡靴的情况下去当三个月的伐木工！还是这位妇女，她在怀期间请求派一轻劳动，不要再叫她去搬运木材。给她的答复是：“你不愿意可以辞职！”蹩脚医生又把她的产期算错一个月，到了临产前两三天才让她休息。在那里，在内务统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谁去讲理呢？

但这还不等于生活已真正绝望。那些被送到集农庄的特移民才是真正尝到了生活绝望的滋味。现在有些人争论说（倒也并非奇谈怪论）：“一般地说，集农庄总比劳改营好过些吧？”我们则要反问一句：“如果把劳改营和集农庄结合起来，那也好过吗？”其实，特移民的境正是这二者的结合。表现农庄特的是，他们在这里不领固定粮，只在播时期能领七百克面包，麦是发了霉的，烤的面包是土黄的，吃起来牙碜（大概是不久前清扫仓底的麦）。表现劳改营特的是，这里也可以把人关羁押室：生产队长向理告状，理给警备队一个电话，就把人关起来。至于这些人领到的工资，真是可怜得很：玛丽亚-苏姆贝格在农庄劳动的一年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分得二十克粮（一只小鸟在路边啄的粮也比这多！）和十五个斯大林时期的戈比（折合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半戈比）。她用全年收买了…一个小铝盆。

那么，这些人靠什么活命呢？靠波罗的海沿岸寄来的邮包。因为毕竟没有把整个民族都制迁移来。

那么谁给加尔梅克人寄邮包呢？谁给从克里米亚赶来的鞑靼人寄呢？

请您到这些人的坟上去问问他们自己吧！

不知是据他们的故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长会议的同一项决议，还是据西伯利亚的原则，总之，在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慈父”去世之前，对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特移民还有一条特别规定；除了使用十字镐、铁锹和锯的重力劳动之外，不许安排他们作任何其他工作！“你们必须在这里学会人！”如果用人单位把谁的工作安排得稍了一，警备队便会面涉，并且亲自把那个人拉下来当一般工人。矿务局的疗养院旁边有个果园，连果园的地都不允许特移民去翻耕，否则就会是“对在那里休养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备队长甚至不准玛丽亚-苏姆贝格担任饲养犊的工作：“把你制迁移到这里不是让你来休养的！割草去！”农庄主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留下来。（她为农庄救活了好几患波状的犊。她很喜西伯利亚的牲，觉得沙尼亚的牲更驯良，而这里的从未受过抚的则亲地添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急往驳船上装粮。于是就让特移民连续劳动三十六小时，不给任何报酬和鼓励。在这一昼夜半的时间里只有两次给二十分钟吃饭的时间和一次三小时的休息。“你们不，就把你们赶到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一个老工人被麻袋压倒了，共青团员监工用脚踢他起来。

每星期要到警备队报到一次。距离队有好几公里远？老太太八十岁了？那就匹把她驮来吧！每次报到时都要警告每个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动特派员的办公室就在附近。有时也会把你叫去问得。也许用较好的工作诱惑你，也许就威胁——把你的独生女儿单独放到北极圈以北去！

他们什么事情作不呢？…他们的手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受过良心的制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