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者中间能不能算是命运最坏的呢。

有人说，同劳改营相比，放的优越在于生活的稳定，有家气息。（不好坏，你总可以住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不会随时把你押到别去了。）但这也并不尽然。警备队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说地命令人们迁走，虽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布关闭某个放地或整个地区。各地区的放者都记得在不同的年代有过这类事，尤其是战争年代。（警惕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区的所有放者在十二小时内整理好行装，迁到杰姆贝亭地区去！于是你那可怜的破烂家什，已经习惯的暂时栖就得扔掉，统统抛掉！开步走！勇敢地赤足前！只要不死掉，你再去积攒吧！…

表面上看，生活像是轻松多了：不必再排队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脱帽；夜间房门不从外面反锁上了。但是，放生活也有自己的制度。虽然各地宽严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开始缓和之前到都可以觉到确实存在某制度。

例如，许多地方的放者都无权向任何苏维埃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案，他们只能向警备队提，由它决定这一控诉应由自己解决还是应该提其它机关。

警备队的任何军官召唤时，放者必须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务立即报到.因此，了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放者不敢拒绝执行军官们办的（完全为了其个人利益的）私事。

警备队军官们的权利和地位并不比劳改营的军官们差。恰恰相反，这些军官没有什么可心的事：这里没有设防的隔离区，不必巡逻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着囚犯去劳动，也无须照这群人的衣。只要每月登记两次“依法分给犯有新罪行的人写个材料就够了。这些军官有权有势、懒惰成，吃得的（警备司令的一个少尉每月工资达二千卢布），因而他们大分都十分凶狠。

很少听到过苏联的放地发生过真正的逃跑。因为即使逃跑成功，所换来的公民自由的好也并不多：放地当地的自由人的权利和放犯差不多是同样的。沙皇时代从放地逃跑后可以轻易地逃往国外，现在不行了。对逃跑的惩罚很严。逃跑由特别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对逃跑者特别最多判五年劳改，一九三七年之后判到十年。战后实行一条新法律，它虽未在任何地方公布，但却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执行，即：“从放地逃跑者判二十年苦役：”无比的严酷！

至于什么算逃跑？什么不算？——这是由各该地区的警备司令随意解释的。放者无权逾越的界线也由它来划定，它规定去砍柴或去来蘑菇可以走多远。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奥尔忠尼启则采矿村就规定：离村往上走（上山），算是“违反制度”只判五年劳改，而如果离村往下走（走向铁路）则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亚尼亚人放者对矿山领导人的蛮横态度忍无可忍，要到区中心去控告他；当然、他们离村时没有取得警备队同意。为了这次“逃跑”他们每人只被判六年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