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中心去！（有人会问：当地居民怎么能生活呢？他们是有办法的…他们也习惯了…再说，他们总有只羊或有，有蒙古包，有些家，这些都用得上。）

如果是在集农庄，到都一样：不发给放着公家的服装，也不劳改营标准发给粮。集农庄是最可怕的放地，它们好像在行某比赛：比比到底哪里的生活更苦，是劳改营还是集农庄？

也发生过卖人的情况。化学家C-A-利普希茨就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递解站被卖掉的一个。买主要买一个木匠，递解站回答说：如果同意搭一名法学家和一名化学家（即利普希茨），我们就分给你一名木匠，另外还要捎带几个有病的老年妇女。成了。随后就用敞篷卡车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算是比较轻微的严寒中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一个只有三十来的偏僻农村。法学家和化学家在这里能什么呢？先领预付工资吧；一袋土豆，还有些洋葱和面粉（这还算不错！），现款要到明年才给，你能挣到才有。前的活计是把被雪压住的大麻来。睡的地方只铺些草，想找条麻袋把草装起来成垫？没有！人们十分不满：“不了！我们要离开你们农庄！”“不，那可不行！我们为你们每个人付给监狱理门一百二十卢布呢！”（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啊，真想再回到劳改营去！…

如果读者认为国营农场对放者会比集农庄好得多，那就大错特错了。以苏和布吉姆区的杰拉村为例吧。村里只有几间工棚（当然，没有带铁丝网的隔离区），很像个解除看的劳改营。虽然是国营农场，但这里的农工从来没见过现钱，也不用现钱，只是记下一些数字来：每人每天挣得九卢布（斯大林时期的旧币）。另外还记下要扣除该人的饭钱多少、棉衣钱多少、住工棚钱多少…东扣西扣之后，最后一结账：放者不仅分文不剩，还欠国营农场的债！亚-斯托季克记得这个国营农场里曾有两个放者因为看不到之日上吊了。

（这位幻想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因为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学习英语曾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他却没有从中取教训。他来到放地，看了看环境，忽然想到要行使苏联宪法保证给予每个公民的…受教育权了！于是，他给领导打了一份报告，申请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学习！国营农场场长（原先当过区委书记）一对于这一无耻的、也许是放王国历史上空前的申请，不仅脆驳回，而且还对他郑重宣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你斯托季克去学习！”可是。事有凑巧，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递解站到各区放者中间来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虽不是木工，但也报了名，并且被录用了。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们住在一起，自己却在业余为投考医学院准备功课。他竟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公开考试！在政治审查委员会开会之前没有人关心他的履历表。只是在政审委员会试时斯托季克才讲了自己的简历：“我参过军，上过前线，打过脑…以后从前线回来了…”斯托李克到咙渴，说不话来“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我…被…抓监狱…”他终于挤了这几个字。委员会立即变得声俱厉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经服满了刑期呀！我是释放来的！我的考试成绩很好呀！”一切枉然。而这已经是贝利亚垮台那一年的事了！）

越往边远地区去越坏，越偏僻的地方越没有任何人权可言。克耶夫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肯吉尔劳改营的回忆录中就讲过“图尔盖的隶”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波利亚科夫的遭遇。这个人在两次劳改营之间曾被放到图尔盖沙漠去，那里的一切权利全掌握在一个哈萨克人集农庄主席手里，甚至我们亲爹一样的警备队也从未派人到那里去过。波利亚科夫住在小羊圈里，和羊在一起，地上铺着草。他的“‘工作”是替农庄主席的四位太大当隶，替她们每个人活，甚至要倒盆。波利亚科夫怎么办呢？从放地跑来去控诉吗？他不但没有条件离开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且即使离开了，这将构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这农庄里连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过了几个月才偶然有一个俄罗斯人税务员来征税。波利亚科夫讲的情况使税务员到震惊，他同意替他把书面申诉转递区委。不料这个书面申诉被认为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恶意诬蔑”“波利亚科夫为此第二次被判劳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尔劳改营服刑。他在劳改营里觉得自己像是已被释放似的…